Abstract：Zygmunt Bauman’s works are involved with many subjects such as sociology，philosophy，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In my view, only finding the central themes in his works can we understand his social theory better.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the paper first describes his viewpoint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y，then explores briefly his central themes shifting from culture，power and freedom to stranger，tourist and vagabond，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academic values of his works. 

Key words: Bauma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引言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又影响了这一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因此，“社会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社会实践；正是实践受到了有限的文化模型的塑造，这种特定的存在才是可能的”（Bauman，1973：105）。文化并没有外在于社会关系，它本身就是共享的社会存在的内容。文化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它既是主观体验的客观基础，又从主观上“占领”了野蛮的异国世界。倘若我们不了解“文化涉及了秩序和可预测性，又涉及了创造性”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则很难理解鲍曼的这些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生活是积极的、有意识的生活，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这样，“持续不断的结构活动构成了人类实践的核心，构成了人类的在世方式”（Bauman，1973：56）。因此，文化就是结构，就是实践。[8] 

鲍曼对权力的分析类似于法国学者福柯（1999）和克罗齐埃（1999：第1章；2002，尤其是第6章），而有别于英美传统。他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权力的。在鲍曼看来，权力就是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控制，换言之，如果一些人（团体）能够使另外的一些人（团体）的行为变得可以控制，那么，相对而言，这样的一些人（团体）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由此可见，个体或团体对特定情景的控制程度，依赖于对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决定。为了加深控制程度，这个团体（或个体）必须尽可能地限制对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它必须剥夺对方的自由余地。如果对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也就是说它是重复性的、常规性的、受规则支配的，那么，控制就会增加。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一种方式是增加违规的成本，如果对方不服从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种方式是想方设法减少对方的行动自由，迫使他们只能进行常规行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后果是，对方不再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不再是一个有效的行动者和竞争者（Kilminster & Varcoe，1996：219）。 

“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这一观点是鲍曼许多著作的潜在假设。在《阶级的记忆》中，鲍曼考察了工厂纪律对工人的束缚，认为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仅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为了绝对地控制工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存在，从而达到完全支配工人的目的（Bauman，1982）。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背景下探讨了知识分子角色与地位的变迁，作出了知识分子正日益由现代的“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的“阐释者”这一论断（Bauman，1987）。[9]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对权力运作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在他看来，犹太人之所以被屠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犹太人的合作密不可分的（Bauman，1989）。他详细探讨了纳粹分子如何利用了犹太人的理性来实现大屠杀的。鲍曼的分析逻辑是，犹太人的理性使他们自身的行动变得可以预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委员）倾向于同纳粹分子进行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犹太人的服从悲剧性地导致了大屠杀。当然，大屠杀的发生同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科层制的管理方式也是分不开的。在此，鲍曼清醒地意识到，倘若科学和理性运用不当的话，便会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10] 

自由与安全 
在确定了方法论立场之后，鲍曼对自由与安全、陌生人与社会秩序、观光者和流浪者等问题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野下进行了出色的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个体在当今世界的处境。如下文所言，鲍曼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人类的生存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鲍曼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Smith，1999），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却体现了“现代性的辩证法”（Beilharz，2000）。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这样在鲍曼的笔下交织在一起，而且随后我们就会明白，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世界是两个并存的世界。 

自由与安全是鲍曼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11]，他倾向于把安全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把自由与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文明（即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同时，鲍曼还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就义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Bauman，1997：3）。 

在这里，我们隐约感觉到，鲍曼在某种程度上把自由和安全对立起来：自由的增加意味着安全的减少，安全的增加意味着自由的减少。诚然，在多数情况下，你不能同时得到自由和安全，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我们不妨对群体成员进行分析。你加入一个群体后，你就会得到这个群体的保护，你就会有一种心理归属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获得了安全；然而，一旦你加入一个群体，你就应该遵守这个群体的规范，规范对你的行动构成了约束，这时，你的自由就减少了。如果你不加入任何一个群体，群体规范就不会对你有约束力，你可以自由地行动，然而，你遇到危险时，也不会得到群体的保护；你遇到困难时，也不会得到群体的帮助。因而，你没有安全感。 

这样的案例可能会使我们想到“笼外鸟”和“笼中鸟”的故事。笼外鸟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但是，它有可能遭遇猎枪，也不得不在暴风雨中去觅食；笼中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活动，它没有办法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然而，它受到了主人的呵护，主人每天都往鸟笼里放一些食物，刮风下雨时，主人也会把鸟笼拿到屋里。有时，笔者会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笼中鸟”，笼子就是你的规则，就是你的生活空间。不管成员和群体的关系也好，笼中鸟与笼子的关系也罢，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事实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这涉及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自由主义总是强调个体的行动自由，而社群主义总是侧重群体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鲍曼的看法是，自由需要集体的保护，但是，我们决不应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自由（Bauman，1997：206-7）。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另外的一些人而言，自由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安全的减少；他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并没有丧失安全。鲍曼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道理，但是他的著作中却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中产阶级，他们在治安很好的郊区购买了房子，他们既是自由的，也是安全的。同时，还有一些人，尤其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陌生人，他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安全，换言之，他们生活在自由与安全的边缘。 

不过，在鲍曼看来，人类的处境可能会越来越危险。他在2001年出版的《共同体》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无保障的世界中寻求安全”。在这本书中，鲍曼把共同体比作一个失乐园。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鲍曼对“共同体”的向往：“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它犹如大雨时我们避难的房顶，又犹如寒冬中我们暖手的壁炉”。可见，“共同体代表了我们所不能得到的那个世界，但这又是个我们渴望居住的世界，我们想重新拥有的世界”（Bauman，2001a：1-3）。鲍曼再次尖锐地指出，我们在获得特权和安全的同时也付出了某种代价：这就是自由，也就是“自治”、“自主权”、“真我的权利”。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而获得共同体则意味着失去自由。自由与安全都是我们十分珍视的价值，然而，我们无法同时拥有二者。自由与安全的张力不可能得以解决；我们无法逃离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