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曼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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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鲍曼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切地说,鲍曼的研究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他在这种背景下不仅研究了知识分子的角色(Bauman,1987)、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Bauman,1989)和现代人的迷惘(Bauman,1991),也研究了后现代伦理(Bauman,1993a)、后现代道德(Bauman,1995)和后现代性的缺憾(Bauman,1997)。所有这些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世纪之交,鲍曼还探讨了全球化(Bauman,1998)、共同体(Bauman,2001a)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Bauman,2001b;2002;2003)。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及其关系,前面已有所论述,在此,笔者将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概括地说,在鲍曼看来,现代世界好像一个有着明确的生活指南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人们生活得很好,一切都在有序进行。问题是,这个笼子并没有被紧锁,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16],一些人走出了笼子,他们开始变得迷惘,因为笼子里的生活指南已经失去了作用。于是,有些人想返回笼子,然而,他们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也许,他们并不想回去。无论在哪条路上,这些走出笼子的人都处于迷惘的状态中,犹如刚刚迁移到一个新地方的“陌生人”。[17]这些“陌生人”所居住的世界就是鲍曼眼中的后现代世界。由此可见,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世界是两个并存的世界。当然,我们应该明确,现代世界代表了现代性,后现代世界体现了后现代性,如此说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也是同时并存的。这就是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关系的总体看法。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具有丰富的内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讲述人类的生存状态。前面提到的“陌生人”、“观光者”和“流浪者”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说明。许多评论家都说,鲍曼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他讲述了知识分子的故事(Bauman,1987),讲述了犹太人的故事(Bauman,1989;1991),也讲述了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的故事。在聆听鲍曼讲述陌生人、观光者和流浪者的故事时,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觉得是在说自己。这就是鲍曼的魅力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在讲述人类的故事时,鲍曼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失望,他总是提醒人们应注意面前的陷阱。即使面对“大屠杀”这样的事件,鲍曼依旧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客观冷静地分析大屠杀的原因与条件,而不是一味地去责备德国民众和纳粹分子。在总结大屠杀的教训时,鲍曼指出,一方面,在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大多数人很容易说服自己去逃避责任,从而采取自我保全的准则;另一方面,凌驾于道德义务上的自我保全决不是注定的和必然的,有多少人宁愿选择道德义务而非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这样做(Bauman,1989)。由此可见,在大屠杀的教训中,鲍曼既指出了人性的阴暗面,又呈现了走出阴暗的一线希望。 

结语 
尽管鲍曼的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研究鲍曼的著作却有一定的难度。首先,鲍曼的著作涉及了众多的主题,从阶级与文化,通过乌托邦和知识分子,转移到了大屠杀和后现代,转移到了全球化、观光者和流浪者。他像“松鼠”一样,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提出问题之后就走开了。其次,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和连续性。诚如贝尔哈兹所言,同哈贝马斯或福柯相比,他的著作缺乏体系性或者相对清晰的轨迹(Beilharz,2000:1)。瓦尔科和基尔明斯特也明确指出,“鲍曼的著作没有主题上的连续性,他不是一个体系的建构者,因此,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建立了一个社会学学派”(Kilminister & Ivarcoe,1996:1,215)。笔者总体上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再次,鲍曼在1968年以前用母语波兰语写了大量的著述,而英语世界的鲍曼研究者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之进行研究,他们通常仅仅关注鲍曼“英语时期”的著述。[18]最后,鲍曼总是对自己的著作保持沉默,他不愿谈论其著作的价值。不管是在纪念鲍曼的论文集中,还是在鲍曼的两本传记中,或者在鲍曼的访谈录中,都没有鲍曼本人的序言。[19]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鲍曼的著作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因此,试图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概括鲍曼的思想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篇论文仅仅是“蜻蜓点水”式地触及到了在鲍曼著作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几个议题,而没有涉及社会主义、阶级、伦理、道德等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尽管鲍曼在这些问题上也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从总体上说,本文是一篇“未完成的叙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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