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但我们可以尽量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免沿着死胡同走得太远。[12] 

陌生人与社会秩序 
陌生人（Stranger，又译为“异乡人”、“局外人”）议题实际上是自由与安全这个议题的深化，如上文所言，陌生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安全，他们生活在自由与安全的边缘。沿着西美尔的思路，鲍曼对陌生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西美尔看来，陌生人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他是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人；如此说来，他是一个潜在的流浪者：他尚未继续前进，但并没有完全失去来去的自由。同时，西美尔还指出，陌生人是离我们不太近、也不太远的人：如果太远，他将失去与我们的联系，因而对于我们毫无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陌生人；如果太近，也就成了我们的熟人，也就不再是陌生人（See Wolff，1950：402-8）。由此可见，陌生人是“内”与“外”的统一，是“远”与“近”的统一。 

在西美尔的基础上，鲍曼不仅分析了陌生人产生的原因，也分析了陌生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处境。在《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中，鲍曼探讨了陌生人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在鲍曼看来，陌生人是处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那类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是，他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见，陌生人好像是没有被分类、而且难以分类的“杂种”和“怪物”。鲍曼眼中的陌生人既像戈夫曼所说的要被除掉的“污点”，又像萨特所说的混淆了事物边界的“粘液”，因此，他们的出现破坏了同周围的环境，影响了特定社会秩序（或生活世界）的建构。从这种意义上说，“陌生人是现代性的祸根”。鲍曼进一步指出，“陌生人总是处在朋友和敌人之间、秩序和无序之间、内与外之间。他象征了背信弃义的朋友，象征着狡猾的伪装过的敌人，象征着混乱的秩序，象征着容易受到攻击的内部”（Bauman，1991a：61）。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鲍曼收录了他1995年发表在《终极》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陌生人的形成与演变” （See Bauman，1997，Chapter 2）。在这篇论文中，鲍曼含蓄地指出，在每一种社会中，陌生人都使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使确定的事物变得变化莫测。但是，他们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追求秩序、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始终处于一种被消灭的状态，“秩序建构就是反对陌生的拉锯战”（Bauman，1997：18）[13]；而在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的存在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问题不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陌生人，而是如何去适应他们（这时，就穷人而言，陌生人的存在犹如紧紧粘在身上的令人不悦的“粘液”；而就富人而言，陌生人是快乐的提供者，是无聊世界的“有聊”）。 

随后，鲍曼借用瑞泽尔（George Ritzer）“消费殿堂”（temple of consumption）的概念对陌生人进行了分析。在音乐会、展览馆、旅游景点、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这样的消费空间，陌生人的相遇是必然的，但这种偶然的相遇有别于亲戚、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约会，它是一件“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事件，是一次巧合，是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故事，因为陌生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互动（Bauman，2000：95）。然而，在这种拥挤的空间内，大批陌生人的相遇有可能带来危险，并影响真正顾客的消费。为了避免乞讨者、游手好闲者、肇事者和小偷的干扰，“消费殿堂”受到了良好的管理、严密的监视和有效的防护，它是一个“秩序之岛”（ibid.：99）。既然陌生人依然被视为危险的源泉[14]，所以，当我们遇上陌生人时，一定“不要跟他们说话”！既然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那么，人类又怎么能够和睦共处呢？由此可见，陌生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社会秩序问题。 

观光者与流浪者 
如果说陌生人议题是自由与安全议题的深化，那么，观光者与流浪者议题则是陌生人议题的扩展。诚如西美尔所言，陌生人是“潜在的流浪者”。1995年，鲍曼在弗吉尼亚大学作了题为“观光者与流浪者：后现代性的英雄与受害者”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鲍曼明确指出，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截然不同，前者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鲍曼，2002：108-9）。 

应该指出的是，鲍曼这里讨论的“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当代生活的隐喻。一个人即使在身体上没有移动很远，他也可以是一个观光者或流浪者。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或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宽泛地说，我们都处在“完美的观光者”和“不可救药的流浪者”这一连续谱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但“选择自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连续谱中的具体位置：他拥有的选择自由的程度越高，他就越接近“完美的观光者”。根据鲍曼的看法，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完全是“完美的观光者”，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可救药的流浪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时是观光者和流浪者。或许，正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鲍曼才会说，“流浪者是观光者的他我（alter ego），犹如穷人是富人的他我，野蛮人是文明人的他我”（鲍曼，2002：110）。流浪者模仿了观光者的风格，这种模仿行为犹如一幅讽刺漫画，它揭示了虚假美丽背后的丑陋。这是观光者之所以会厌恶与憎恨流浪者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观光者看到流浪者之后担心也会沦为他们中的一个分子。 

鲍曼在1998年出版的《全球化》这本小册子中继续对“观光者与流浪者”进行探讨，不过，这次主要是在消费主义的视角下进行的。鲍曼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消费者，不过，流浪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并不精通消费之道，还作不出老练的选择；他们的消费潜能像他们的财源一样也是非常有限的。相反，他们犯规违禁，破坏秩序；他们四处转悠，令人扫兴；他们没有润滑消费社会之轮，没有为经济的繁荣增光添彩。在消费至上的消费社会中，他们几乎毫无用处，是多余的人（Bauman, 1998：96；鲍曼，2001：93）。这一结论的得出恐怕是同鲍曼对当代社会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总体上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以生产者为中心的社会，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的价值主要是由消费（而非生产）所决定的，生产者的地位已经让位于消费者。鲍曼总结说，假如我们先辈中的哲学家、诗人和传教士们曾经思索过人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存”这一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令人困惑的话题就是“人是为了生存而消费还是为了消费而生存”（Bauman，1998：80-81）。这是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差别。 

鲍曼社会理论的学术价值 
前面，笔者简要考察了鲍曼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与安全、陌生人与社会秩序、观光者与流浪者这些提议上的基本观点，并指出了这些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本文即将结尾时，我觉得有必要交待以下鲍曼社会理论的学术价值，换言之，它具有哪些现实意义。[15]在笔者看来，鲍曼的社会理论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明确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当今人类的生存状态。当然，这两个问题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