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寻根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解放运动产生了对世界宗教的批判,由此而分化出女性主义精神探求的两个支派:一派要改造正统的宗教,使其教义适应新的女性主义观念变化,如“女性主义神学”的出现;另一派则像现代巫师们所要求的那样,在正统宗教以外去探寻所谓前基督教的女神。在美国,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把女巫视为反叛父权制的自由斗士。欧洲历史上被宗教法庭烧死的900万女巫也被重新评价为挺身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战士。自父权制确立其统治以来转入地下的“妇女的灵性”(women’s  spirituality)终于再度浮出了水面。
       女神崇拜成为妇女的黄金时代。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巫师的重新解释都以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的著作为基础。她描绘出一幅女神崇拜时代的完整图景:从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到新石器时代农人的以女神为单一对象的宗教体系。按照金芭塔丝的观点,这样一个和平的女神宗教指引下的欧洲文化在公元前4300—2800年间被父权制文化的入侵者推翻和灭绝了。人类学家罗利克(Ruby  Rohrlich)不同意这种外部入侵说。她认为苏美尔、埃及、印度、中国,还有印加和阿兹忒克的古文明都是渐渐地从和平、女性中心的社会变成好战的、男性中心的社会。她认为应该从社会自身的内部变化,而不是外部的入侵,来解说父权制对女神时代的取代过程。
       1971年,在美国的马里布(Malibu)出现了以“女人的神秘”(Women’s  mysteries)为名的女性主义者组织活动。据参与者布达佩丝忒的描述:一群妇女在咖啡桌前围坐,喝咖啡,吃鸡蛋和土豆,有说有笑地发挥幻想,意识到她们在从事某种影响世界的革命活动。布达佩丝忒是马里布女性核心团体的8人之一,自称她们继承的是有800年历史的女巫传统。这是一种只由母亲传给女儿的秘传传统。她们创作出所谓的“狩猎女神传统”(Dianic  tradition)的女性主义巫术仪式与写作,她们的经验则写入了《女人的神秘之圣经》(The  Holy  Book  of  Women,1989),成为在女性读者和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读物。一般而言,参与该团体的女性巫师们要么是独身,要么是女性同性恋。
       女性主义巫术的另一位代表是丝塔霍克,她在美国发明了一种叫做“螺旋之舞”(spiral  dance)的集体仪式形式:舞者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央是击打着萨满之鼓的她本人。通过这种向心式旋转的雀跃舞蹈,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体验到精神统一的群体联系。螺旋舞蹈仪式不同于“女人的神秘”仪式之处在于,它并不排除男性的参与,更加具有公开性和包容性。因此,这一仪式走出了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传播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在著名的史前文化祭坛遗址斯通亨机(Stonehenge)等地,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手拉手举行仪式舞蹈的朝拜者,他们不分国籍、肤色、年龄和职业,按照自觉自愿的方式走到一起,加入探寻新的精神性和恢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群体仪式活动。
       崇拜女神的新时代人为什么与环境主义相互认同?布鲁斯(Steve  Bruce)的《新时代与世俗化》解释说:“因为新时代从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借来了整合的世界观;我们自己、物质世界、和超自然世界都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就给许多新时代人对环境主义抱有强烈兴趣。我们应该保护物质世界不受无节制的开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因为这个星球就是一个灵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许多新时代人是素食主义者,还有许多醉心于用整体观方式进行身体治疗和心理治疗。”9          在男性上帝的价值观统治下受到伤害的心灵,希望在新的女神信仰中得到疗救。
       女神复兴的思想取代男性上帝的传统宗教世界观,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宇宙论”(an  ecological  ethical  cosmology)10  代替过去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论。女巫和女神(wicca  and  goddess)的当代大联合并不仅仅意味着异教观念与古代迷信的重新复活,而应当理解为方兴未艾的生态学意识大觉醒和妇女运动能够相互配合的必然产物。尽管其间也自然夹杂着许多古老迷信和陋俗的成分,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只从消极的意义上去判断和理解这些当今的民间文化复兴现象。


      三、女神研究的繁荣
       20世纪是神话学大发展的世纪。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的全面崛起。该学派的出版物引起整个知识界的振动和争论。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构成了西方文化寻根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领域。
       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批判倾向是在压抑了无数年之后第一次引发的“性别冲突”之战,与历史上常见的由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引发的战争不同,这场性别之战虽看不见硝烟和鲜血,却具有摧枯拉朽的性质。20世纪结束之际,它已是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了。神话学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女教授拉灵顿(C.Larrinton)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州、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由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11          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的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分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
       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W.  Hurtado)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  
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象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1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L.  Knapp)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13①。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九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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