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与学生运动；2，少数民族运动，主要是黑人运动；3，宗教激进运动；4，妇女运动。马尔库塞的介绍重点是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因为他认为这是所有运动当中最具持久性和影响力的一种，其矛头针对一切意识形态【12】。在扼要描述了发生在西欧、发展中国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反战运动之后，马尔库塞强调说，鉴于美国当前的侵略政策，他觉得自己应当把"意识和知识"的解放当作首要研究课题。针对人们对政治科学的批判，他还指出，道德和伦理不仅仅是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1966年5月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社会研究所发表演讲，题为：《关于未来的筹划问题》（Ueber  
　　die  Planung  der  
　　Zukunft）【13】。到场的除阿道尔诺之外，还有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伽达默尔认为，古典意义上的乌托邦已经不复存在，未来学（Futurologie）值得怀疑，因为未来根本就是不能筹划的。伽达默尔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科学知识，用以阐释现代"筹划合理性"的来源，即伽利略式的知识，其本质是机械论；控制论知识，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控制使自由获得最大的活动空间；语言知识，这类知识为认识效用和公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讨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分别对伽达默尔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针对语言知识，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因此不能再把语言看作是自主反思的庇护所；针对控制论知识，哈贝马斯提出疑问认为，在一架自行运转的机器身上，自由究竟会体现在什么地方；阿道尔诺的意见比较极端一些，他认为，面对未来，我们根本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筹划。要想认清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就必须发挥理性的自我反思功能。  
　　  
　　1966年6月23日  
　　学生组织和教授们（包括哈贝马斯）联合致电西柏林自由大学，声援那里的抗议活动。此外，还就高校体制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者有福利德堡（Ludwig  
　　v.  
　　Friedeburg）等。从此，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点【14】。  
　　  
　　1966年6月28日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在西柏林自由大学（FU）经济与社会科学系作题为《大学作为企业》（Die  
　　Universitaet  als  
　　Grossbetrieb）的报告。洛文塔尔出生于法兰克福，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曾是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主要研究文学社会学，著作包括《文学与大众文化》（Literatur  
　　und  Massenkultur），《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Das  
　　buergerliche  Bewusstsein  in  der  Literatur）等。  
　　  
　　1966年7月  
　　应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洛文塔尔在教育学与哲学讲座上发表演讲，题为：《伯克莱的学生运动》（Studentenunruhen  
　　in  
　　Berkeley）。他描述了美国与德国在高等教育制度上的差异，分析了学生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他认为，学生运动有一个致命的矛盾，就是"他们想树立一种可以用来反对的权威。他们父辈在道德上的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继承任何价值系统。他们现在想靠教授们来建立权威"【15】。尽管如此，洛文塔尔表示还是应当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在他看来，学生的不满是合法的。而学生们如果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加以反思，无疑会少走很多弯路。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并接见了从全国各地串联到北京的全体红卫兵代表，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1966年9月1-4日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学生活动中心隆重开幕。大会主席施耐德（Guenter  
　　Schneider）致开幕词。主要发言人有柏林代表列弗尔（Wolfgang  
　　Lefevre）和马堡代表德普（Frank  
　　Deppe），他们分别阐述学生组织在高校政策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内部的政治实践与政治训练问题。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认为学生组织内部的政治训练是内部团结和提高政治行动能力的有效手段。为了加强政治训练，会议责成主席团起草一份训练大纲。代表们还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紧急状态法"，呼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学生组织，把反对越战的运动进行到底。会议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与前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之间的合作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表示遗憾，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正视和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  
　　  
　　会议选举了新的主席团成员：法兰克福代表莱西（Reimut  
　　Reiche）和西柏林代表盖因（Peter  Gaeng）。  
　　慕尼黑代表艾斯纳（Erich  
　　Eisner），西柏林代表列弗尔（Wolfgang  
　　Lefevre）和曼海姆代表沃尔夫斯德特（Lothar  
　　Wolfstetter）当选为政治研究室的成员。  
　　  
　　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领袖的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此次会议上崭露头角，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代周刊》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每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都是一片寂静。他的演讲象鞭子一样抽向听众。杜契克，这位斯拉夫人和工人运动史专家，有着三寸不烂之舌"【16】。  
　　  
　　会议还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  
　　  
　　1966年10月  
　　阿道尔诺的哲学代表作《否定辩证法》由法兰克福的苏卡普出版社出版【17】。在该书中，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否定的本体论，初步完成了以非同一性为特征的否定哲学体系。  
　　  
　　1966年10月  
　　苏卡普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纯粹宽容批判》，收录了马尔库塞的文章《压制的宽容》。马尔库塞在文章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宽容概念，认为这种宽容概念在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只会发挥压制的功能，从而引起反抗。文章最后写道："我想，受压迫者享有一种反抗的’’自然权利’’，他们一旦觉得法律无济于事，就可以采取非法的手段……除了官府，警察以及他们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一位法官可以对他们做出判决。他们运用暴力，不是要施暴，而是要以暴易暴。"【18】。这是《压制的宽容》首次用德文在德国出版，反响颇大。此前，文章的英语版也曾一度引起英语世界的激烈争论。  
　　  
　　1966年10月30日  
　　在德国工业工会的资助下，法兰克福举办了题为《民主的紧急状态》（Notstand  
　　der  
　　Demokratie）讨论会，反对颁布"紧急状态法"。会议声势浩大，与会人数达8500人，围绕不同主题分设6个会场。这些主题包括："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历史负担与政治负担"；"紧急状态法中的新闻和舆论自由问题"，"紧急状态法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紧急计划，经济与雇工问题"，"紧急状态法之违宪问题"以及"良知自由与反抗权利问题"等。  
　　  
　　哈贝马斯和著名心理学家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分别主持了第二、三组的讨论。在闭幕式上发言的有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布洛赫（Ernst  
　　Bloch），著名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法学家里德（Helmut  
　　Ridder）以及工会领导本茨（Georg  
　　Benz）等。其中，布洛赫的发言引人入胜，具有鼓动性。他语出惊人，上来就说道："我们今天走到一起，就是要阻止某些事情开始"。最后他又强调说："昔日，那些大人先生们盗用宪法第48条玩够了把戏；今天，我们决不允许这些大人先生们用他们的紧急状态法拿我们的未来开心"【19】。  
　　  
　　1966年11月  施密特（Regina  Schmidt）和贝克（Egon  
　　Becker）的著作《政治的反动》【20】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库》（Frankfurter  
　　Beitraege  zur  
　　Soziologie）【21】第19卷，由左翼出版社"欧洲出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