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著有《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忡国亚洲腹地边疆》（1940年）等。《中国亚洲腹地边疆》在逐一考察中国各时期边疆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该书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远东，“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贡献”，由此确立了在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地位。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历史地位的理论，至今仍值得认真研究。
　　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清史专家中，田纳西大学的郝延平（Hao Yen-P’ing）教授是应该注意的一位。他是1966年哈佛大学博士，代表作为引 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197年）。他也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下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看法，1840——1895”的撰著者，现该校历史系的中国学研究，正由年轻学者威德塔（Hilde De Weerdt）接续。她已经做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网上查阅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是上世纪 80年代以后崛起的的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专家，主要著作有：《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年）、《汉口：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1796一1895》（1989年）、《陈宏谋:18世纪中国精英意识》（20O2年）。他力主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范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也不认为自己是按照西方标准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还有玛里·兰金和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d），前者是在 1986年提出这一学术创意的，后者则在 1989年撰写了相关论文。罗威廉认为，汉口商人的独立自治取代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其行会等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的地方自治的角色。除了绅商之外，新兴的军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其他阶层人士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级，他们反对政府于涉地方事务，追求自身既得利益，最终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罗威廉提出的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很大讨论，至今还是学术焦点。柯文认为，罗威廉的研究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又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变得有意义。
　　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迈可·亨特（Michael Hunt）曾经出版过关于美国在东北的政策的研究著作《中美关系，1895—1911》（1973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专家是何伟亚（James L．Hevia）教授，他是1986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发展史、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北美关系史。他的专著《怀柔远人》（1995年），获得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名声大躁。该书也由于周锡瑞的批评而引起争议。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育》，这本著作在资料的搜寻上花了很大的工夫。
　　在美国的中南部，杜克大学的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ilik）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中国学家，现调奥尔冈大学工作。他的主要方向虽不是清史，但所阐发的后现代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大影响，包括清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总结评论文章很多。杜克大学新出版的《立场》（Position）杂志曾发表多篇回顾和评论美国中国学的理论文章。法克哈（Judith B．Farquhar）和何伟亚，曾在 1993年《立场》杂志发表论文《文化与战后中国历史学》，他们对“文化”提出了新解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际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撰著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2000年），被认为是重要学术成果，获2002年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作者主要研究近代中国、满汉关系。在美华人、美籍华人，以及中国的妇女和性问题。他是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
　　以上是笔者对美国清史资料和清史研究的概括性介绍。从所叙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
美国的清史资料收集和整理，虽不能和国内比，但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资料国内确实没有。在资料的收集和展示方式上，也很注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和特点。美国的清史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上有相当大发展，与一百多年前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曾对笔者说，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讲究史识、眼光和洞察力。我们在关注美国对我国清史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分析他们著作中的世界眼光和比较眼光，注意鉴别他们的理论、方法和前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