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差异,工人阶级在数量规模、阶级意识、政治力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别。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劳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都超越了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的劳工历史研究。60 年代前往往从劳工运动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把工人阶级认同为劳工运动或者是专门的组织、政党以及意识形态,从而忽略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其二,只研究地方性的劳工历史,研究视角非常狭隘,没有把工人阶级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其三,受马克思主义“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模型影响,把丰富的劳工历史简化成一般模式;其四,变成了一种技术性与方法论的讨论,而不注重理论的分析(Hobsbawm ,1984 :2 - 5) 。在这四个方面,汤普森与霍氏的著作都实现了超越。（注4） 

五、卡兹尼尔森和泽尔博格:四种变量、国别之间的比较 

　　卡兹尼尔森认为,霍氏在《1872 - 1914 年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汤普森与霍氏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期的工人阶级形成做了理论分析。卡氏和泽尔博格1986年出版的《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跨越这两个时期,以编年史的形式分析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在书中,卡氏、泽尔博格和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试图解释的问题是:怎样解释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多样化模式? 他们的目标在于批判与再阐释当时流行的概念化阶级理论,从而推动严格理论化的比较历史研究。 

        在前言中,卡氏指出当时阶级分析存在的两个基本误识:1. 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能够从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推导出来;2. 阶级形成概念被当成了从阶级结构向革命的阶级意识转变的目的论过程(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这两个假设把阶级形成研究简化成一个纯粹的公式或是形成阶级意识的标志,更为严重的是,这两个假设替代了对工人在实际生活、选择与行动中的历史变量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而这些变量就是卡氏等人所要强调分析的、在革命理论预言之外的例外。在此,卡氏提出疑问:假如工人阶级历史研究仍然根源于一套不可检验的本质主义假设,那么提出一套更好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与历史研究是否可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卡氏认为要超越传统阶级形成的理论并不是要去追问现实情况与革命理论预测发生了怎样的偏离,而是要分析不同国家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化变量。那么,首先要从讨论阶级概念本身开始,因为阶级概念提供了讨论的起点,不同的学者通常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阶级概念,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没有明晰的定义,阶级讨论往往变成了不同层面上阶级概念的争吵。 

        所以卡氏首先要做的就是明晰阶级概念,他把阶级概念从传统模型的两个层面扩展为四个层面,即从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扩展为资本主义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和集体行动(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14) 。他认为,简单的自在阶级模型合并了两个分开的历史过程,第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化,即第一个层面(资本主义结构) ;第二个层面是劳动力市场关系、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分层。同样,传统模型的自为阶级也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阶级概念的第三个层面即意识倾向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结构,通过这种文化结构,工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并且能够感知自身的利益。阶级概念的第四个层面即集体行动,指的是工人按照意识倾向做出的集体行动。卡氏把阶级分解成四个层面的目的就在于为阶级提供可分析的定义,而不是一贯运用的标准定义;通过重新定义阶级可以发现在具体情境中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抽象的传统理论公式与预测。 

        在具体内容上, 《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国家与时间两个维度进行了组织,分别分析了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为了解释不同国家的模式,卡氏的理论框架强调了三个假设,每一假设都由一系列变量组成。第一个假设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变量,包括经济变迁、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变量;第二个假设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包括宗教、人口和社会情境;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因素,包括国家形成、税收、公民权以及国家政策。在具体个案分析时,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以国家与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则是充分条件。 

        卡氏的概念框架和提出的三个假设在泽尔博格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泽尔博格在比较了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了用一个独立变量作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并且运用卡氏的词汇建构出一个精确的、解释不同模式间区分的变量,即例外主义。他认为在劳工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个案都是特殊的、例外的,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孕育了工人阶级的诞生,但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模式也必然带来工人阶级在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上的多样性( Zolberg ,1986 :397 - 456) 。泽尔博格尽管只对有限的几个国家模式进行了比较,但是在文章结尾,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有多少例外情况存在? 他的答案是有多少个个案就存在多少种例外。 

        书中的七个个案研究证实了泽尔博格的结论。塞威尔比较了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 年间有组织的手工业者联盟与工厂工人的涣散。他认为,手工业者联盟传统与正确表达革命国家思想的能力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显著的政治战斗性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考克托(Alain Cottereau) 研究的是19 世纪后期的工人,他颠覆了传统上认为是资本主义打造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相反,他解释了地方劳动力市场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效地限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目标,并迫使资本主义发展下降。佩罗特(Michelle Perrot) 采纳了卡氏的一个关键主题: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地理学,他用这个主题解释了乡村与城市社区怎样产生了反抗资本主义对工厂逐步监控的地方性集体认同,之后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工团主义组织, 并逐步加深对国家的怀疑。布里奇斯(Amy Bridges) 则不同,她对比了美国与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了美国工人从1830 年作为工业机器向1860 年成为共和国公民的转变,她运用城市工业劳动力、地方政党政治与早期获取的公民权之间的分离,解释了在美国工人中游击式的忠诚的发展。考克卡(Jurgen Kocka) 关注德国1870 年前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传统手工业的持续性,以及国家的分裂。他提出,从1848 年自由政治的失败到1870 年,整个国家已经两极化为社会主义运动与在政治上不愿吸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制性政府。诺兰(Mary Nolan) 则解释了1870 年之后的德国,联合政府的压制与家长式作风直接塑造了世纪末的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权与社会福利政策联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认同(Katzelson & Zolberg ,1986) 。 

        卡氏对19 世纪法国、美国与德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做了总结,他认为这些模式之间存在6 个方面的区别。1. 在法国,手工业者的价值、文化、组织与领导阶层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性要素;2. 工人阶级对雇主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在每个国家存在差异;3. 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定位上存在差异,与之相伴的集体行动模式也存在差异;4. 在三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联系存在着差别;5. 在三个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诉求的重要性存在着区别;6. 法国、美国与德国在19 世纪早期和晚期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断续的时间长度存在差别。这些国家间的区别正好印证了卡氏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的理论。 

        索莫斯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贡献与缺陷做了很好的总结。索莫斯认为这本书的贡献相当大,体现在四个方面:1. 卡氏与泽尔博格质疑了传统的目的论,重新提出了历史社会学在研究工人阶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