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受目的论影响所忽略的问题;2. 卡氏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概念词汇,从目的论到可分析的语言上的转变,至少避免了像原先那样用偏离等词汇来解释特殊的阶级形成模式;3. 卡氏把阶级从两个维度扩展为四个维度,为具体经验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操作方法,这样就更易于对多样化的阶级形成模式进行比较与解释;4.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卡氏新的阶级形成理论实现了劳工研究从理想类型向宏观分析的转变(Somers ,1989) 。 

        这本书也存在着缺陷,索莫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1. 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它的宏观分析目标。宏观分析把案例分解,重新组装进可检验的解释变量,用这些变量确切地把案例统一起来,卡氏努力通过发展新的概念词汇使这些变成可能,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个案研究者忽视了阶级的四个层面的区分,也没有把自己研究的个案与其他的案例做系统比较,这导致编者与具体案例的作者之间往往出现很大分歧。2.这本书最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概念上,对传统阶级形成理论的有效挑战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用卡氏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路径进行了编年史学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决定性的变量仍然是阶级形成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形成过程的解释。3. 卡氏理论化了阶级的四个层面,但是他明确地预设了决定性变量的解释路径,留给经验研究的仅仅是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对历史多样性进行解释,所以说卡氏已先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讨论, 然后只是要求经验证实他的理论(Somers ,1989) 。 

        尽管《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它仍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正如索莫斯所言,任何关注阶级形成理论、方法和历史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这本书。它追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它也是最近社会科学中关于阶级历史与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对卡氏,是值得称赞的,他敢于挑战传统的阶级形成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而提出自己的概念与解释,为以后的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六、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受汤普森与卡兹尼尔森的影响,有学者开始利用研究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方法来研究20 世纪中期新兴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研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涌现了一批比较经典的文献,例如:具海根(Hagen Koo) 在《韩国工人》一书中研究了韩国工人20 世纪50 - 90 年代形成的历史;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在《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 孟加拉1890 - 1940》一书中研究了印度工人1840 - 1950 年的历史;塞德曼(Gay W. Seidman) 在《制造斗争——1970 - 1985 年巴西与南非的工人运动》一书中研究了南非与巴西1970 - 1985 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西方传统宗教文化背景结合下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查克里巴蒂与具海根等则借助汤普森创立的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卡兹尼尔森的概念框架与比较模式分析的影响下,提出了不同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正如卡兹尼尔森在《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表述:既然工人阶级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那么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就不仅仅包括劳动关系、工人联盟、工人运动以及工人组织,而且要包括从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传统社会非阶级区分的社会模式同样对阶级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社会模式的多样性会导致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性。在具海根等人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形成,把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引进了对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解释。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把阶级看成是一种结构,而是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阶级利益并非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并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可能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他们都强调,并不是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带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时应该把特定社会的结构与文化、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如果说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带来了19 世纪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20 世纪中期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带来了第二次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话,那么20 世纪末期,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市场转型国家的转变是否会带来第三次工人阶级的形成? 这次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是否会不同于前两次? 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处在变动的不稳定状态中,学术界对于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到底是处在形成、再形成还是消解的状态,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撒列尼与伊亚尔等人认为,在东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等级基础而非阶级基础之上的权力和特权根源于政治资本的占有,而非经济财富。所以其结论是,阶级形成远不发达,并且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相对没有意义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后期,知识分子几次中断了阶级形成的企图,并开始发展出建立在等级与阶级之上的二元分层机制。在此背景下,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核心动力就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虽然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近期人类历史上一次最痛苦的事件,但是尽管遭受痛苦与社会倒退的现实,社会仍然保持着平静。工人和农民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寻求出路,但他们很少形成集体行动来反抗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社会转型的中欧社会,只存在一个向下流动的、无组织的工人大众,并不存在工人阶级,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工人阶级的形成(Eyal et al . ,1998) 。 

        与撒列尼与伊亚尔等人的观点相异,李静君在分析中国的经验材料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三种模式。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社会的观点并不新奇,对中国尤其如此(Lee ,1999b) 。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的30 多年中,国家倡导并在实践中推行“持续的阶级斗争”。不同“阶级(成分) ”被政治、家庭和职业标准加以界定;阶级标签被用于政治运动的大众动员以及生活机遇和社会身份的分配。这是一套被政府及其不同部门设计、支持乃至操纵的阶级系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阶层”) 。但在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宣布了阶级斗争的结束,并逐步将阶级话语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取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这段改革时期,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所以她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 流动农民工的形成; 2. 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 3. 下岗工人的消解(unmaking) 。每一种模式都意味着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并非计划或市场的简单划分) 、工厂政体(变化的、弹性的) 和工人主体性(非革命性、改革主义或激进的) 的结合(详见Lee , 1999a) 。 

        那么,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处在阶级形成、阶级再造,还是阶级消解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论证。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国家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社会结构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能为我们今天的分析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灵感,并为我们更确切地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经典理论来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经典理论相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这也为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灵感来源,从而为推动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