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也要探索如何针对不同人群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切实有效的开展个体伦理宜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尤其需要研究如何从伦理观念上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对待生存压力，对待生老病死等个人生活问题和个人的命运问题。以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观念去填补“真空”。

    二、转型社会呼唤个体道德理性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20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道德自律，就离不开个体的道德理性精神的培养。

    第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社会外在规范对经济行为主体的约束力大大减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和道德的规范是在政治权力的高度参与下，道德与政治原则、政治手段合二为一作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果，而并非主要实现于个体道德自律。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原有的伦理道德与政治手段的整合机制发生了松动，伦理道德对社会政治的依附作用被削弱了。因此，伦理道德本身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依附”走向“独立”的阵痛过程。这实质上是伦理道德独立发挥其社会功能、达到自律的过程。

    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社会化和法制化，要求自主化的经济行为主体在道德方面自尊、自觉和自律。道德自律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体制外经济力量不断增大。这些便导致了人们之间经常的协作行为的减少，彼此之间的面对面的监督也减少。而且这一变化导致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倾向，人们之间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另外，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人，出现了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下岗等，使得他们由原来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单位的控制。这种突然“放松”和失去原有单位的“他律”的状态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社会他律性的规范对人们市场经济行为的约束相对弱化，对个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道德理性的自觉。

    第二，我国社会组织结构由“单一性”向“多样化”的转型以及社会的流动加快，使得社会他律性规范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大大弱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社会组织形式也多样化，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相当迅速。据统计，我国目前经过正式登记的社团组织，全国性的有1800个，各地有将近20万个。这些社团组织之间相对独立性很大，对成员的规范管理不够，社会成员所受外在约束减弱。每周5天工作制的实行，人们闲暇时间大大增加。8小时之外，人们外出度假、聚会、健身、听音乐、泡吧。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与1981年相比，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6.44亿人，因私出人境人数达到近500万人。这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然而，这使得人们经常处于社会他律性控制的“盲区”。另外，随着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流动加快，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已不再对社会成员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力量;社会分化的加速度，社会异质性的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社会外在规范对它们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在外在约束弱化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的形成主要依靠社会成员道德理性精神的培养与提高。

    第三，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由“简单”向“复杂”的转型，引起了各种思想道德观念、社会思潮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主流社会思想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力大为萎缩。

    改革开放以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单一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变化。思想道德领域，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思潮泛滥，人们的传统道德约束相对松弛。文化领域，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而且还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样，原有的主流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控制力萎缩。面对多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碰撞，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复杂状况。要把握自己的生活航向，尤其需要社会成员培养和提高自身的道德理性选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