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提  要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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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  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爭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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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  (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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