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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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  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爭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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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  (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