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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 (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 (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清)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 (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 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
“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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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清)陈维崧：《南乡子·江南杂咏》，载周紹九选注：《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 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参其著《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 前揭《中国：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 详参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Sons lnc．，New York，1964．
⑧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著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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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 (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 (清)沈廷瑞：《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卷31《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 (清)陶朱公：《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参其著《陈忠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 (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2页。
⑦ 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 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 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 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参(清)钮琇：《觚賸》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 (清)胡炜著、童一中节录：《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邨、纪王镇、封家滨为主；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赌博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溇渎和49座滨湖小山；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在著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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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明)王珣：《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 (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親]”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慄悍而怀急”。当地还有一个岳庙，村民每岁自三月朔至四月中，盛行“进香信”活动，多抬村神往朝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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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承庆纂：《乡志类稿·风俗·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详参(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 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④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
⑤ 朱福熙修、程锦熙纂：《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 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 (明)陆枝：《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 (清)赵曜纂：《璜泾志略·流习》条，稿本。“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靠海之县较多。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到清代嘉庆时期，已是“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南汇县地方，田多高昂，民服耕力穑，四民各专其业。川沙县也是如此，地方濒海，风俗稍悍，与上海、南汇不甚相远。奉贤县百姓“敦本重学”．其西“文而不浮”，其东“悫而不鲁”。近太湖的青浦县，因地局水乡，除耕渔外，生计较少，与其他县有所不同①。在松江府城乡地方，有人还以“传递柬帖”为生计，以此致富者多，时称“农民”，常扬扬自得；但这种生计被鄙为“最贱”②。
常州府。整个府，从北面的靖江、江阴到南面的宜兴，从东面的无锡到西部的武进，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土壤高下不一”，农业生产上“各随地利以顺天时”，种稻一般适于高田，但夏至后在圩田种植较为适宜；极高之田，不便戽水，多种菽粟，木棉，或者荞麦；极低易被雨水淹没的田地，往往秋前莳种③。具体以无锡县地区为例，田地还细分成“平田”、“高田”、“低田”，以“平田”为最佳；对农作来说，高田要依靠陂塘的灌溉保障，而低田则迫需堤岸的浚筑以防大水④。
湖州府。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常州府，低丘山地与小平原相间．乡村农家一般都习于耕作，但七八岁的男子也“从师读书”，有空就“斫草饲羊，或随父兄作轻便工，未有以荒嬉者”。近镇的村落地方，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男子也从事本由妇女为主的“绞线”等工作，并经常到市集上买丝和卖绢，由此“田功半荒”，却能“衣帛食鲜”，常能有醉饱于市肆的“佚乐”，这是“常农”不能比的生活⑤。孝丰县处于府境极西的山地，“负险为固”，民间“凡有科调，缓则玩，急则变”，东西两地又有差异，所谓“东地沃而侈，西地瘠而险”⑥。北面的长兴县，风土习尚与府城接，但地介湖山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山乡，下六区濒湖，濒湖者种晚稻居多，山乡则多种黄秈⑦。府境南部的德清县，“地瘠土薄，耕种鲜获”。但至少在康熙初期，这些“穷乡僻壤”已是“无地不桑”，养蚕织茧，民间输课完租外聊给衣食，因此如果蚕事不利，难免“折栖变产，抵偿所负”⑧。邻近的仁和县唐棲镇地区，地多田少，遍地宜桑，出丝之多，为仁和县之首；而土性又宜果，盛产枇杷、蜜橘、桃、梅、甘蔗等；在有水地方，则多植菱藕⑨。
嘉兴府。嘉兴县地区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嘉善县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四周风习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袖，士夫好夸诈；南近平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平湖县僻处府境东南部，“工作无他技巧，枱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秀二府之间，“上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⑩。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山地并不多，平原陆地也不多，而以河湖等水体居多。因此，以河湖为基本生存环境条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多据水源条件的优劣展开。如在吴江分湖地区，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⑾。傍海之民就靠捕渔为生，春夏间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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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 (清)董含：《三冈续识略》卷下，“煞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③ 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地亩等则》，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⑥ 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兴修、光绪三年修竣、光绪二十九年补刊本。
⑦ 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嘉庆十年刊本。
⑧ 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农桑》，康熙十二年抄本。
⑨ (清)王同撰：《唐樓志》卷18《纪物产》，光绪十五年著者手稿本。
⑩ 光绪《嘉兴府志》卷34《风俗》，光绪五年刊本。
⑾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潮上，张网较为适宜；当时到城乡间贩卖的渔船就被称作“鲜船”①。对农作灌溉影响较大的是地势上的高低。例如，在松江府地方，“高乡”与“低乡”的水土条件往往随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收成因此不同，农民的生活也多受其影响，甚至出现了乡村民众于农历元旦盼望天气阴晦的情况。流行的“年朝黑漉秃，高低乡尽熟”的农谚就反映了这一点②。在乌青镇地方也是如此，如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暴雨期间，当地河水陡长五六尺，苗禾全部烂尽，村民竞相到“高乡”买秧苗，出现了“村舟相接者数日”的情况③。而在沿海地带，潮田(仰潮水灌溉之田)很早成了低洼区人们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明清时代的乡村民众一般都能够利用潮汐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农田水利事业④。
在东部今天松江的天马山地区，“西北诸乡”多种木棉，很少养蚕。低乡地区遇大水，村民习惯用竹子制成“稻蔹”，“浮驾水面，用以承稻”；南乡地区稻田高而平，“斫稻晒谷功易成”；北乡地区是所谓的“稻田水漉漉”，人们苦无干地⑤。嘉兴府地区的嘉兴县，地势高亢而怕旱；秀水县土地卑下而惧水潦；嘉善县地势是南高北低，存在着“旱则南乡困、潦则北乡悲”的情况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启年间，松江华亭人陈继儒写信给嘉善县令康元穗，建议他大修低乡圩岸，以防御水灾⑦。湖州府地区交错于圩田间的小溪流，是低丘山地农田的重要依靠，需要不断浚治。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排水渠道，也是灌溉的重要用水源．也有学者指出，当地除一部分高乡外，塘、浦、港、溇、浜等在水利功能上的保障及其有效管理都极为重要⑧。
就植棉而言，太湖东南部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都是广植棉花，是著名的棉产地⑨。上海县也产棉花，“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⑩。以故棉纺织业不但盛于村落农家，城镇中也很普遍⑾。所以当时嘉定“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情况，也表明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⑿。松江府是江南植棉纺织的重要生产地区，但乡村地区并非都宜植棉，棉适于高地生产。在今天的川沙县高桥镇以北地方，当时属“江东”八都地区，东西北三面距海浦，浮沙瘠薄，地不宜棉，也不宜种稻；但是久灌之后，棉又若蔓草，所以三年种棉，必须有一年种稻，当地有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之谚⒀。因此整个松江府境内的植棉纺织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西乡土性不宜棉而女红擅针黼，故以布为恒业⒁。而田间施粪灌溉还存在着清淡与浓厚的地区之分异，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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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緒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③ (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1《祥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 黄锡之编著：《吴地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⑤ (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3《土产》，《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⑥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桢刻本。
⑧ (日)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年，第250页。
⑨ 这些地方土地瘠卤，不宜种稻．如在嘉定县，植稻面积甚少，种棉花的占了全境的十分之七；米粮若有不足，就取资他县．参(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321页。
⑩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⑾ 万历《上海县志》卷1《岁序》，万历间刻本。
⑿ (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⒀ (清)佚名：《江东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⒁ (清)周风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风俗》，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如松江府城地区就宜施淡肥，其效力远比上海地区的浓肥为佳①。
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往往“稔不胜淹”，但百姓“于田不甚尽力”，因为其利益所在还是“畜鱼”②。所以，低洼而水源丰富的地区，渔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特色。如地处湖泊群中的周庄镇地方。以渔为业者就很多。由于渔业所用的器具多为竹制，就近供应渔业需求的竹器制造成了一时之需．周庄镇北栅的竹器制作在江南颇为有名，清初有朱天祥三兄弟所造竹器时称“独步”江南，故同里、角直、陈墓、金泽等镇的商贩，都争相来购。当然，一般农作对竹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③。由此，手工特产也随之出现了地区性。就纺具来说，有车、锭子等。锭子用铁制成，纺车则用以绳、竹、木造就。这些地区以金泽镇地方所产为精良，当时东到松郡西达吴江，南自嘉兴北从昆山、常熟，人们都来购买④。与此相类的，是邻近的朱泾镇地区所产的“铁锭”，也最精良，当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称道之⑤。
另外，农田少的地方，佃民就多，因为较好的田地都被居于城市的富户们所占有。如角直镇地方就较为典型。而这些田地也因所处地区的不同，差异较大。如近镇的田亩，在元和县之东、昆新两县之西的，不属高肥之区，但也不很洼瘠；而滨临吴淞江的田亩，“大水之年多有淹没”．同样是以纺织为生计的地方，其具体情形也有分化。角直镇四栅居民，除为工、商、佃农外，基本以织蓆为业，西、南二隅地区，“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则多业蒲屦，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蒲篓；女红则以绩苧为多⑥。陈墓镇的情况与此略同，务农者较少，男于多作“佣工”或借“窑业”谋生，妇女多纺棉织布⑦。
上面描述的这些琐碎情况，都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加之乡村传统影响的介入，使这些差异历时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