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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②  (清)曹焯纂、陆松龄增订：《沙头里志》卷2《风俗》，顺治十七年纂、乾隆五年增补，清抄本。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④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1《农桑》，民国十二年乎湖绮春阁铅印本。

    ⑤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⑥  (清)施若霖纂：《璜泾志稿》卷1《风俗志·流习》，民国二十九年活字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凤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王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2《风俗》，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⑨  (清)秦立纂：《淞南志》卷2《风俗》，嘉庆十年秦鉴刻本。该志为今天上海市纪王、诸翟两镇之合志。

    ⑩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⑾  民国《儒林六都志》卷上《疆域·风俗》。

    ⑿  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一·生业》，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⒀  (清)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2《杂类志·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⒁  (清)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20《志事·风俗》，宣统三年修，抄本。

    ⒂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轻去乡井”，就在于“谋生之方不出一途”。即使地方上有经商者，都是“少离乡远”，所以地方上的商贾性事务常被外来转贩者所占据①。另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往往使“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观念根深蒂固，如在周庄镇地区，人人“颇以作家为务”，间有不事生产的，就群起而攻之②。

四  结    语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现代对于江南的田野调查，也表明这个水乡一体化下的地区，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在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使在范围极小的区域内，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今天同里镇北面的九里湖围垦区南半部与北半部的土质完全不同，南半部非常贫瘠，而邻近吴淞江的北半部很肥沃③。这种事实必然导致南、北两地从乡村农业生产到民众文化生活的极大差距。

    传统的大宗生产早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多样化。其中，水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低丘山地到湖泊群布地区，民众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构成，都大受水的影响。一个显例，是江南水乡的特征体现在地名中十分显著，以浜、泾、桥、浦、塘等水体为名在地名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地名的考察，也可以透视江南水环境的普遍特征和地区差异，即水文化在地名命名中的广泛意义，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索人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并照观水在江南地区的人生中的重大影响④。因此，特定地理环境对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风习，甚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使微小至一个村落，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⑤。

本文对于江南地区乡村民众生活和生产的差异与地理环境所作的初步分析，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平原水乡生活的共同无差别性进行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对于以往研究中对生产区、风俗区等乡村生态文化区划的界定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在根据一些表面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界定为同一区划的同时，更应注意这种区划的可靠性及其相关地域内部存在的实质性差异，重视地理环境的因素和乡村传统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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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②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194页。   

    ④  详参拙作《青浦区的水环境及其地名》，载《上海地名》2000年第1期，第31—34页。

    ⑤  费孝通对于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参其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