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为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 83.7%多，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2 %多；
其三，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的时间约为91年，即单纯从时间上看文臣主掌枢密院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54.4% 。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另外，北宋文官与武臣并任枢密院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07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64%多。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约59年，单纯从时间上看其主掌枢密院期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35.3% ；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为75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44.9% 。
其四，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约121年多，其独立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72.4% ；北宋文官另与武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48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88.6% 。其中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一直独自连续担任枢密院副职达60年之久。而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仅仅只有约18年多，其独立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10.7% ；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45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26.9% 。
其五，从前列有关数据可知，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完全掌握枢密院长贰官职，将武官排挤出西府，其持续时间达60年之久。另外，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期间，郭逵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郭氏长期镇守地方，实际在枢密院的时间很短。事实上，当时文彦博担任枢密使，陈旭和吕公弼任枢密副使，郭逵以一介武夫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厕身于三位文官大臣之间，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如果将郭逵任职枢密院的一年多时间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在枢密院将武官排挤殆尽，其完全独掌西府的时间竟达71年之久，占到北宋全部时间的42.5%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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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312《陈升之传》。
［2］《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二、北宋前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综合前列人数和分析对比数据的情况来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间，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长贰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贰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以下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从考察具体人物的角度入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以文驭武”方针在枢密院的影响。
北宋建立初，枢密院长贰并用文臣、武将，而武职出身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任职时间上都略占优势。如最初沿袭后周旧制，以武臣吴廷祚与文官魏仁浦并为枢密使。以后，文臣赵普和魏仁浦主宰枢府二年。但随之，武将出身的李崇矩连续独任枢密使八年多时间，为宋太祖朝枢密院中任职时间最长者。在此期间，还曾有三年时间由李崇矩与将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赡完全掌管西府。开宝五年，李氏因“赵普为相，与崇矩分秉国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颇不悦”，才罢官出镇地方［1］。李崇矩遭黜后，文官沈义伦和武官楚昭辅以副使身份掌枢府，正使则虚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将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来，赵匡胤时代充分考虑了武将熟悉军情的特长，在枢密院中给其足够的重视，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如李崇矩和曹彬，皆历经沙场，以军功获誉，因深得开国皇帝信任而主掌枢密院。这正与宋太祖朝处理文武关系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也可以说，当时虽不遗余力削藩镇、收兵权，也竭力恢复文臣的权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阴影，但并未忽视武将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为弑兄篡位的阴暗心理影响，故对武人无疑更加猜忌和防范，并采取了更多的压制武将力量的措施［2］。但赵光义毕竟也出身行伍，还不至于在观念中抛弃军人这支力量，所以在枢密院机构中仍然延续了旧制，并用文臣、武将。其中曹彬任枢密使有七年时间，武将楚昭辅任枢密使五年，武职出身者赵镕任知枢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显则出任枢密使达八年之久。另外，王显、楚昭辅、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职出身者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枢府副职，时间各有长短。而与此同时，文官担任枢密院正职者人数相对较少，时间也较武将短得多。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正是从宋太宗开始，在刻意推行抑制武将政策的形势之下，枢密院虽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旧制，但在实质上却弱化了武职长贰的角色作用，将大量具有军职身份却无武将本色的亲信之徒安插在枢府要职之上，为自己掌管军权。如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为宋太宗藩邸亲信、属吏，名为武官出身，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从而得到重用。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而已”［3］；柴禹锡在宋太宗藩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赵光义登基后，柴氏积极替天子刺探外臣动向，所谓“每夜值，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终于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4］；赵镕“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5］；杨守一则“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后与柴禹锡、赵镕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狱案而平步青云［6］；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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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称：《东都事略》卷25《李崇矩传》，四库全书本。
［2］参见本师漆侠：《宋太宗雍熙北伐》，《河北学刊》1992年1期；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宋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宋史》卷268《王显传》。
［4］《宋史》卷268《柴禹锡传》。
［5］《宋史》卷268《赵镕传》。
［6］《宋史》卷268《杨守一传》。
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1］。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更是以诬告曹彬之事而立即获得枢密副使之职［ 2 ］ 。难怪元朝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３］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营造“崇文抑武”政治气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谨慎见长的大将曹彬，愈加谨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所谓：“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待。”尽管如此，曹氏以后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罢黜，即使当弭德超诬陷之事败露，也未能复职［４］ 。宋太宗时代枢密院内武官长贰的上述畸形状况，完全是统治者处心积虑锻造的结果。既然在两次北伐失败后完全转向“守内虚外”，自然也就无需良将猛士，而逢迎顺从的武职人员与文臣配合，正能满足君主集权的需要，使枢密院成为制约将帅、控制军队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后，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