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枢密院长贰，除了前朝旧臣曹彬、王显前后任职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玮及曹利用等人。这些武官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扮演着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５］如仍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莹，其所为连宋真宗也认为是“庸懦不智”，从而遭到朝臣们的轻蔑［６］ ；王继英原为宋真宗潜邸旧人，其特点也不过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称”［７］ 。周、王二人在枢密院，其职权自然受到担任副职的文臣王旦、冯拯及陈尧叟的制约。马知节出身将门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见地的良将，曾长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线御敌，颇有战功。不仅如此，马知节还关注国防建设。他在出任签书枢密院事后，面对议和后粉饰太平、轻视武备的局面，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８］ 但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９］ 。由此可窥见其处境之一斑。马氏终因与王钦若、陈尧叟不和而被驱逐出枢府。以后，马知节虽再度返回枢密院，但任知枢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挤出朝［１０］ 。曹玮则是曹彬之子，从军后长期镇守边关，颇有谋略，曾提出压制西夏的有关良策。史称其“为将几四十年，未尝败衄，威镇西鄙”。然而，曹玮却因被丁谓视为寇准之党，而被罢免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长期受到打击。其结局与马知节相似［１１］ 。在宋真宗朝后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权位相当稳定，先后任长贰之职长达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国公。以后，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继续任职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则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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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268《张逊传》。
［2］《宋史》卷470《佞幸传·弭德超》。
［3］《宋史》卷268“论曰”。
［4］《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宋史》卷258《曹彬传》。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
［6］《宋史》卷268《周莹传》。
［7］《宋史》卷268《王继英传》。
［9］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10］《宋史》卷278《马全义传附马知节传》。
［11］《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附曹玮传》。
因为附会丁谓及刘后集团的结果。宰相李迪就曾抨击其为丁谓奸党［１］ 。
三、北宋后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其人数和任职时间既远远低于文臣，其职权更是不值一提，不过碌碌无为而已。
在刘太后当政期间，曹利用连续任枢密使近七年时间。曹氏本人的情况自不用说，以后如张耆、杨崇勋、夏守赟、王贻永和王德用、狄青等两类人，在枢密院中的表现也都无不令人失望。张耆、杨崇勋及夏守赟三人，皆因出身宋真宗藩邸卫士而受到重用，但品行素质却都极为低劣。其中张耆因曾帮太子收留过日后贵为皇后的刘氏，遂官运亨通。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几乎引起兵变。宰相王旦调和矛盾，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乃进耆为枢密副使”［２］ 。宋仁宗即位初，刘太后再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之上。然而，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史书还称：张耆富甲一方，但极为吝啬，竟在家中设置店肆，本家所需百货都要从中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３］ 。杨崇勋以密告寇准谋立太子称帝之事，得到丁谓及刘皇后的赏识。明道元年，因刘太后的推荐，杨氏出任枢密使。据记载，杨崇勋因好攻讦，故“人以是畏之”，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曾役使军人打造“木偶戏人”，在京师出售［４］ 。至于夏守赟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５］ 。尽管如此，夏氏却在陕西卸去统帅之职后转任枢密使。王贻永的情况与前者稍异，据《宋史》称，王贻永乃宋初宰相王溥之孙，枢相魏仁溥外孙。但王氏同样无从军经历，因尚郑国公主而获右卫将军的武职。此后，其坐享富贵，曾任地方长吏。正是这样一位纨绔子弟，竟先后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枢密使长达十四年，为北宋历史上所少见。按照宋朝“徒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６］的待外戚之法，王贻永不可能掌握实权，所以其虽长期置身枢密院中，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故史称：“当时无外姻辅政者，贻永能远权势，在枢密十五年，迄无过失，人称其谦静。”［７］
在宋仁宗时代，出现以上庸懦武臣忝位枢府的现象，实在令人可笑。难怪当时的富弼曾激烈地指出：枢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赟这样既无清名又乏才术者入居西府，势必遭天下人耻笑［８］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以文驭武”政策的极端化体现，特别是刘太后垂帘时期保守政治的产物。惟其如此，才能将武将的地位压到极点。在此用宋人张演的话评说，就是：“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９］ 在此阶段，另类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枢密院的遭遇几与以往马知节、曹玮的结局如出一辙。
王德用为宋太宗、真宗两朝庸将王超之子，但性情却不同于乃父。他17岁时随父出师西夏，就显示出沉着应战的良将素质。以后，王德用长期带兵，通晓兵略。宋仁宗亲政后，王德用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六年左右。在对夏开战前夕，他曾主动请求领兵征讨。但就在此时，他却被排挤出朝。其原由是“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另外，王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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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290《曹利用传》。
［2］王素《文正王公遗事》。
［3］《宋史》卷290《张耆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宋史》卷290《杨崇勋传》。
［5］《宋史》卷290《夏守恩传附夏守赟》。
［6］《东都事略》卷119《外戚传》序。
［7］《宋史》卷464《外戚传·王贻永》。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
［9］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1《官门》，四库全书本。
宅位于皇宫北角外的泰宁坊内。于是，开封府推官苏绅上疏称：王德用宅正枕在都城乾冈线上，其相貌又“类艺祖”。其用意不外是暗示王德用有异志。宝元二年，御史中丞孔道辅再上类似奏章，“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王德用遂被贬出朝，并受到监视［１］ 。据说，王德用曾这样谢罪：“宅枕乾纲，乃朝廷所赐。貌类艺祖，盖父母所生。”［２］直到庆历二年，契丹陈兵北境后，王德用才重新得到起用，镇守河北重镇。至和元年，王德用又以75岁高龄重返枢府，任枢密使二年多，但实为陪设。如文官大臣考虑皇储问题时，便无视他与狄青两位武臣枢密使的存在。王德用发了几句牢骚，欧阳修闻听后便不屑地说道：“老衙官何所知?”随即上疏称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