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序人民”一直是儒学的理想。治和乱是任何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所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秩序的最终关切都在于“求治避乱”；但是君主秩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其秩序的合法性，统治的神圣性的最终来源在于传统，因此君主秩序具有更强的“求治避乱”的社会要求。对传统的破坏即是对秩序的破坏，秩序的恢复就是回复以前的神圣传统，每一次王朝的更替即是对千年传统的再一次温习，而不是颠覆。强烈的“求治避乱”情结，禁止破坏传统的一切合理要求，每一次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变革都要到传统的经典中去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传统的自我闭合。

    其五，伦理控制是制造王朝末期社会动乱的潜在黑手。中国传统社会的“窝里斗” 或“朋党之争”等无不与伦理控制相关。伦理控制的儒学社会中的人的群体意识是按照一套像亲族、师生、同师、籍贯、同僚、同庚、方言等之类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些标准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础，成为共同信仰的基础。靠着这些归属性特征，官僚士大夫在官僚制度体系中拉关系。拉帮结派成为官僚士大夫生活中的一项社会工程，成为政治生活中党争的罪魁祸首。王夫之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无党祸而不亡。”王朝的党争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慢性自杀。王朝的党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巨大内耗，以至国家脉绝气尽。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灭亡，我们都从中可以发现党争之祸。

    其六，和殖民主义体系相比较，天朝礼治体系没有足够的动机、意志和物质力量来推广自身。华夏秩序的深层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它成为未来儒学社会建立世界秩序的基本动力源泉。在这个秩序下有几个基本理念，即一、统、和、化。和化是手段，一统是目的。通过王道政治来建立一统来维系天下、社会，通过道德的力量（王化）来感召、化育周围的不同民族，最后达到大小远近若一的王道思想。一个合理的或一个现实的国际宏观秩序，不但要有一个完整的形而上的理念，还必须有形而下的机制、形式等。和殖民主义体系相比较，以伦理控制为特征的天朝礼制体系之所以不能进一步扩展自身，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儒学的理想社会是王道社会，不崇尚力的精神；儒学社会生存的地域辽阔，没有足够的对生存空间的渴求；儒学社会是个贵农贱商的社会，对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追求缺乏刺激；儒学文明属于农业文明，靠天吃饭的儒学社会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军事大国；儒学社会的文明视技术为奇技淫巧，无法发展出科学的精神。

    总之，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儒学社会或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是伦理关联，伦理关联的维系是伦理控制。儒学社会中君主秩序运行的现象特征是治乱相因。伦理关联、伦理控制是儒学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儒学社会的伦理关系、伦理控制既发挥了其充分的致治功能，又受到其自身结构的内在制约；伦理关联或伦理控制深深地关联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