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３１）“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３２）等佳话频传。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如中状元的有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立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氵是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因商致富而上交天子者如得乾隆帝欢心的盐商江春、鲍廷博等。（３３）这里只略举一二，但已足见人才之盛了。通过祭祖、分胙、读谱、宣约（即宗规家法，有的还读“圣谕”）等活动，培养对家族本位理念的认同，以加强族内的凝聚力。所以，这些宗族经历千余年而“未尝散处”。通过赡济贫穷族员，培养族众对宗族依赖的情感。有的族田较多的宗族，“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以及贫乏无依者，生有月粮，寒有冬衣，死有棺衾，葬有义冢，嫁有赠，娶有助，莫不一均沾其惠。”（３４）宗族内部，还可“有无得以相通”，“吉凶有以相及”，（３５）具有道义经济的功能。总而观之，徽州宗法制的功能着重于谋求尊崇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

　　珠江三角洲是因明代以后得益于商业化而引起宗族制的普及化，又由于生态环境、文化背景的特点，其宗族制已发生了变异，不同于徽州宗族制是直接移殖于北方，具有正统性。它虽然具备传统宗族制的一般功能，但又有其特点，这就是经济功能的扩大化。

　　珠江三角洲的族产较之于徽州的要丰厚而且多样。这同珠江三角洲特有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宗族的发展，以及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同沙田的开发连系一起的。清朝政府规定：占地１０顷以上者，“不得再种沙田”，“小民围筑沙滩亦不得过５顷之数”。（３６）用宗族的名义承垦，则不受此限。而且“工筑浩繁”，“有沙田１０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３７）唯名宗大族，或得益于商业化的寒门宗族，才有足够的资金向政府申报承垦。因此，围垦沙田成为增强宗族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有的宗族也因经营沙田和其他族产而日益向经济实体转化。在本世纪３０年代，８０％的农户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族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５０％。（３８）族田所占比例之高，为全国之冠。（３９）私人土地所有制在向宗族集团土地所有制转化，似是清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出现的一种趋势。但是，这种转化如此之迅速，则珠江三角洲的耕作系统所使然。沙田的开发、基围的修筑、沟渠的开凿、水窦的排灌，都需要统一组织和管理。在难以监督的个体耕作情况下，小规模的田埸经营，其优势则远胜于大规模的农埸经营。这种适合于大面积的土地占有和小规模的田埸经营的生态环境，正是宗族集团土地所有制盛行的重要原因。

　　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承垦与管理，也因而成为宗族的重要功能。明中叶以降，农业商业化的日益发展，并由此而赚取的愈来愈多的利润，是沙田开发的资金来源。漂荡在河面上的贱民－蛋家（又称蛋民），又为之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据笔者的实地调查，顺德县大良镇东门外的云路（原称海沥沙），就是在大族的组织下，由胼手胝足的蛋民开发出来的。在宗族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则采取合股的形式来筹集。例如，东莞县张梯云馆、邓荫兰堂、何醉经堂、何修德堂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合伴出银建筑海心洲沙田；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张如见堂集股领照筑堤以保护太和洲沙田等。（４０）连沙田的田埸管理、割禾、收租，乃至谷物储所、平抑米价等，有的宗族也下公文、出告示，作出规定，行使司法权。（４１）

　　除拥有族田外，宗族还有族墟、族店、码头、族窑，等等。不同于徽州几乎仅限于族田和山埸。一些有政治特权的宗族甚至相竞控制重要的经济行业。例如，作为佛山的经济支柱、享有官准专利的铁冶业，就为冼、霍、李、陈等巨族所相竞争夺。明人陈子升曾经指出：“佛山地接省会，向来二、三巨族为愚民率其利，唯铸铁而已。”（４２）可见控制这一行业，即可掌握佛山的经济命脉。因霍韬的发迹而显赫起来的霍氏家族，就控制有铁、炭、陶瓷、木植等，以及其他“便民同利”的产业，诸如墟埸、市肆、码头、店铺，等等。石头霍氏宗族设有纲领田事一人，司货一人。司货之下又设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一人，各司其职，以适应经济管理的需要。

　　珠江三角洲的族产，也不同于徽州的只作为宗族的活动经费和恤族之用。它已注入商品意识，属于营利性质。族店、族窑等，本是商业行为，以赢利为目的，固不待言，就是族田的收入，除去宗族活动经费，“留存备用”（主要用以追加，或新的投资）外，余者“均分”、“均荫”。（４３）集股开发，或集股购置的沙田收入，有的明文规定：“按股均派，一宿不延”。（４４）显示出其分益的商业行为，而不是实行徽州的道义经济。
　　珠江三角洲宗法组织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通过族规家法限制、禁止，或规　范族众的某些经济行为。例如，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中，就有“农有百谷之当布”、“工有百艺之当做”、“商有百物之当货”等作为家训，要族众“能依此嘱，永为福人”。还有“商贾三十六善”、“农家三十六善”等规范族众从事商贾、农业等经济行为。（４５）
　　
　　　　　　宗族伦理与商业

　　在中国大陆一度流行的学术分析模式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宗族组织是一种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力量。但是，从近年来笔者接触的资料看，这两者似应互相冲突、矛盾的事物，却表现出相安无事，互相适应，在一些地方甚至表现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关于这一问题，徽州与珠江三角洲提供了可作比较的范例。

　　明清时期，徽州商业资本的发达和宗族制的强固是众所周知的。两者关系之密切，从徽商对宗族制所作的贡献即可看出。徽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几乎都念念不忘地作尊祖、敬宗和恤族之举，诸如修谱、建祠、置族田，等等。他们为宗族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来源。与此同时，徽商或通过“捐输议叙”（明代）、“捐纳”（清代）获得荣衔虚职，或通过培养子弟（包括用族产培养族贫之俊彦），经科举而入仕，以实现缙绅化，跻入权贵集团，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以壮丽祠墓相高和极力追求缙绅化，都是为了实现“家族荣耀”的终极关怀。在浸渍家族本位的宗族理念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宗族联系一起的，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唯有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追求家族荣耀的终极价值观念，成为驱策族人勤奋营商（胡适称之为徽骆驼）的精神力量。当地流行的“弃儒从商”、“贾服儒行”、由贾而“缙绅化”等行为模式。也是源自这一宗族观念。

　　宗族伦理驱动商业的运作，还表现在提倡“新四民论”。“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社会职业构成的次序。明代嘉、万（16世纪）以降，在徽州出现把商业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的“新四民论”。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文献，则提出“四民皆本”，甚至“以商立国”的思想。（４６）重新调整职业构成次序的“新四民论”的出现，显然同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变化有关。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商品构成部分的日用百货的流通日益广阔，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特点。加之五代之后，“取士不问家世”，而以科举为晋身之阶。清人沈尧对此曾感叹道：“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为何“商之子方能为士”？非营商者，“子弟无由读书以致通显”。（４７）很显然，缺乏经济基础，想读书仕宦是不可能的。求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