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不仅如此，在奉节县城西去20公里、大江南岸的新铺遗址下层，发掘出土的“双唇高领壶和方格纹夹砂罐”等陶器遗存，在造型风格上，也“分别同中原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陶器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似乎暗示出新铺下层遗存以及鄂西峡江地区出土的同类遗存，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 [69>这些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资料，如果联系上文的论述，即可隐约得知，在孟涂如巴莅讼之后的整个大夏王朝时代，中原地区与三峡地区，人员往来流动不断，文化交流亦绵绵不绝。

以上所论“无淫降臷处”与“孟涂如巴莅讼”二事，如果说可视为外部移民进入三峡地区的开端，那么发生在夏末商初“夏耕之尸逃亡巫山”一事，则是涌进三峡地区规模较大的第一次移民潮。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记载：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对于《山海经》一类的古史资料，蒙文通先生曾十分透辟地指出，这类材料“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反而难于相信其为真正的古旧史料。”[ [70> 上面所录的这段文字，一如前面所引，似乎也有些神怪妄诞，但如果细加揣摸，则不难发现它同样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一，文中所谓“夏耕之尸”的“尸”字，此处不能讲作“尸体”之义，根据先秦典籍中“尸”字的习惯用例，其义应为指代“接受祭祀的活人”。[ [71>“无首、操戈盾立”，当是叙说此传闻者对代受祭祀的活人所装扮之先灵神象的形象描绘。第二，在商汤灭夏桀的过程中，章山一战，中原地区一部分被以夏桀为首的奴隶主集团裹挟参战的农耕部族，在首领被斩，败北之余，“为逃避罪”（晋人郭璞语），而径直逃进了长江三峡地区，在大巫山一带定居下来。第二句开头用一“故”字领起，乃是表明在回述此中原农耕部族余部逃亡巫山之后，“立尸”祭灵，其先灵神象装扮之所以“无首”而又“操戈盾立”的缘由。本为夏朝遗民，如此祭灵，必当蕴含有不忘先主杀身之仇的意味。至于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定居于大巫山地区的夏耕余部的后裔，祭祖时或以木牌、或用碑石来制作先灵的神主神象，或以帛画、岩画描形代之亦有可能。以上两点，是就这段文字本身隐含的意义所作的诠释。第三，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原部族因战争原因而逃难避罪，为什么却偏偏选择了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三峡腹心地带？究其缘故，首先还在于自孟涂司讼巫山之后的四百多年时间内，该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绵绵不断，不然，逃亡中的夏耕余部何以直冲巫山而来？其次，此地虽山高水险，然而却因拥有天然盐泉等珍贵的自然资源，选择是地，既可借地势之险而藏身避难，又可依仗盐泉之利谋生安居，则是大巫山地区对此逃亡中的夏耕余部最大的诱惑力所在。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可视为发生在三峡腹心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峡外涌向峡内的群体性移民。而这里须肯定的是，他们的移入，必将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而其中不少人则会因地理环境的变更而谋求他业以求生存，或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或渔猎于江河与山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次群体性的移民，本当属于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流动，它必然会相应地引起大巫山地区阶级、阶层和人口地理分布的一些变化。也必然会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土生土长的三峡文化，由于夏耕余部的到来，再次鲜明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整个有夏一代，正是由于涌流不绝的宝山盐泉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方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地播化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而“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则更是将这种文化的传播，以较大规模的移民方式，再次推向高潮，使原生性的三峡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质。


二 由盐引发的廪君巴人之军事大迁徙

说三峡文化在远古时期即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质，不仅仅在于远古先民在由峡外流向峡内的移民活动中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涵化，还表现在本土先民不断从峡内走向峡外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播化。而以廪君为首的五姓巴人，为拓展生存空间、寻求新的发展所进行的军事大迁徙，则将这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推上了高潮，而且直接与食盐相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一百一十六）注引《代本》（即《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本为生存在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的一支巴人。其后裔大致在“孟涂司讼于巴”前后迁徙出峡，居住于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一带。巫臷之国早年那种因盐致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美好和乐景象在他们心目之中早已是昨日黄花，一去不返。他们在盐泉不断为私人占有瓜分，行盐经商越来越为少数人控制乃至垄断的形势下，尽管仍可行盐与业渔，但其景况已很是不妙。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可见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五个氏族组成的这一部落，其时早已沦为穴居部族，且如散砂一盘，精神上唯寄托以鬼神。为重新纠合起来，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五姓之子“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巴氏子务相凭着他出类拔萃的“掷剑中穴”的军事才干和驾（造）土船不沉的行水本领取得了部落大酋长的职务，被尊称为廪君。在廪君的率领下，五姓巴人开始了大迁徙，“乃乘土船，从夷水（清江）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些文字，很具有神话传说的迷人色彩，但如果撩去神话传说的迷雾，从中犹可得知，廪君率部沿清江大迁徙，所要寻找的生存空间必须是既有天然盐泉，同时又可业渔之地。所谓“盐水”，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 [72> 清江县乃隋代所置，唐因之。北周时亦曾于此置施州，隋废，寻复置，唐因之，改为清江郡，寻复为施州[ [73>。由此可见，隋唐之际，无论清江县、清江郡，抑或施州，皆在今湖北恩施辖区范围内。任乃强先生认为，“盐水，即今天的建始河，从建始县治南流，入于夷水（清江）。”[ [74>这种判定，与唐人的说法大致吻合。此地古老相传有天然盐泉，正是廪君率部溯清江而上所要寻找的乐土！尽管盐水女神（很可能是一位土著母系氏族集团的首领）愿留廪君共居，但廪君为了本部族的整体利益而毅然无情地射杀之，毫不客气地占领了这一片鱼盐所出的广大地区，并以夷城（即恩施）为都，建立起一个体制很不完备的军事酋长国。廪君本为巴氏子，以“巴”为国名，自在情理之中。至于说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乃是指此部巴人在廪君死后，借白虎威武凶猛的形象作为图腾，以表达对其祖先廪君的崇拜，同时亦借以显示本部族勇猛无敌，不可一世的力量。《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缚挫锐，噬食鬼魅。”[ [75>廪君巴人毕竟是依仗武力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