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墓葬无多大区别”。[ [83>又，据河南郑州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自2001年5月开始对云阳县长江马粪沱墓群进行发掘以来，到目前为止，共清理出战国中晚期至六朝时期的墓葬80多座，其中战国时期的墓葬10余座。出土铜、陶、铁等器物100余件，战国时期的器物竟全部具有楚文化特征，而本应具有巴文化特征的器物却难寻踪迹。而位于万州武陵镇东北约4公里处的麻柳沱遗址中，“以鬲为代表的三足器”，亦“多呈楚式鬲特点，不属于本地的文化传统”[ [84>又，今忠县 井、涂井，亦是自远古即有天然盐泉渗涌不绝之地， 井河为长江北岸支流，中坝遗址紧靠 井河左岸，距忠县县城8公里。据四川考古工作队队长孙智彬先生介绍，这里已发掘出土大量的圜底陶釜与尖底陶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至迟在商代末期， 井河中坝以及和长江交汇处右岸等地，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已在采取从河畔山麓渗涌出来的天然盐泉，用尖底陶杯和圜底陶釜晒制或烧煮食盐。到了战国巴、楚相争时期，楚人大举进攻巴国，就是为了夺取巴国民众赖以生存的天然盐泉。近三年来，从 井河口左岸崖脚遗址所发掘的100余座墓群的情况看，即最能说明这一点。据北京大学考古工作队队长孙华先生介绍，崖脚遗址100余座墓葬实为战国时期及秦汉墓葬遗址，楚墓最多，汉墓次之，巴墓较少。 井河口右岸，拟计划发掘的墓群，主要也是楚墓。由这些墓葬发掘的成果可知，楚人为掠夺巴国所拥有的天然盐泉，不断沿江西进，到了战国晚期，已占领了大部分三峡地区。

据《史记•秦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正义》亦云：“楚北及魏，西与秦相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 [85>在楚国的强大攻势下，巴人节节败退，巴国之都，先由枳（涪陵）迁到江州（重庆），再迁往合川，最后止于阆中。巴之故都——枳亦曾一度落入楚人手中。公元前316年，本为救援苴侯和巴国的秦将张仪、司马错，却“贪巴、苴之富”，在灭掉蜀国之后，即顺手捎带，轻而易举地灭掉了巴国[ [86>。其后38年（即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楚国又从巴国余部手中全力取枳，导致楚都郢空虚，于是秦将白起趁虚而入，攻破郢都，并在夷陵烧毁楚先王陵墓，迫使楚都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由于楚都东迁，原为楚国之巫郡及整个三峡地区即全部归属于秦国了。再后五十五年（即公元前223年）楚国亦为强秦所灭。

上述巴、楚相争的史实，使我们得知，楚人步步西进，实为争夺三峡地区的天然盐泉而起。在这场漫长而残酷的争战中，楚人不仅侵占了巴国的不少土地，而且还有大批的楚人乘势移居到渝东各地，形成了涌向三峡地区又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最早处于巴楚争战前沿的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大批楚人的移入，其实早在熊挚之子以巫山为夔子国都之时即已开始。此后数百年时间内，楚人的移入或过境已是源源不断。到了战国后期，则将这场移民运动推向了高潮。正如晋人常璩所言：“江州（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 [87>随着这种因战争原因而连续不断的移民运动，势必将具有雄浑、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不间断地播化到三峡地区，与该地区本土巴文化之强悍、素朴、神秘而诡谲的特色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既富有三峡地区本土巴文化的原汁原味，同时又杂有庸国时代渗透进来的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她还具有了楚文化的绚丽多彩。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以其融合四方、汇纳百川、连通峡外的兼容性而显得千姿百态，充分展示出了她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征。

由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远古时期，三峡文化中的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巴楚文化等诸种文化特质的形成与涌流不绝的天然盐泉均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低下，当食盐尚不能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时候，三峡地区取卤方便的天然盐泉在其生存空间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便显得非常突出！正由于此，渗涌不绝的天然盐泉即成为了引发移民浪潮迭起的源头。而一次一次的移民运动则使三峡本土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因素充分展露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三峡文化生长发育的历史脉络，其文化内涵亦变得越来越丰满。


注释

（66）[1]【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67）[1]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说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8）[1]高应勤、卢德佩.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初析.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
（69）[2]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奉节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新铺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70）[3]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史的问题.成都：巴蜀书社，1993
（71）[4]参见：任桂园.说尸•兼论夏耕之尸与鳖灵之尸.大巫山文化•附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72）[1]见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73）[2]参见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
（74）[3]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5）[1]【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卷八.【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92
（76）[2]李昭明.川东酉水土家.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77）（78）[3][4]【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卷一.（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79） [5]【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第五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80）[1]《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军）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伐庸。”
（81） [2] 光绪巫山县志•沿革志.卷二
（82）[3] 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83）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4） [2]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 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麻柳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5）[3]司马迁.史记•秦纪.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86） [4]《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
（87） [1]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