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迹，而是将人的心理过程放大到整个社会性的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或者说将社会的变迁与人的心理动力重合起来，所以他对社会变化的说明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性，人的心理动力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了一定的联系，社会本身也可能具有人性的意义上的病态。弗罗姆同样认为西方中世纪末的精神文化变化是西方近代社会巨变的滥觞，而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的心理变化既相同，而且互动，个人从中世纪宗教监护下的脱离而获得的精神自由、惶惑与对新的心灵保护的寻求，就是被看成是社会精神中来自于心理方面的动力，因此新教兴起是必然的。弗罗姆说明从中世纪宗教到新教教义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他说，新教一方面承继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绝对的倔从关系，因此人没有任何自由，人开始获得的原初自由就是人从天堂的堕落，这也是回归上帝的人类命运的开始，同样从中世纪的简朴的宗教生活中的逃脱同时也开始了对新的庇护的寻求，人获得的自由总是成为人的心理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人们就寻求强制性的不懈努力和工作以获得心理上的逃避，新教肯定和强化它而成为它的教义——世俗生活的成功就是获得拯救的象征。精神分析学一方面立根于具有科学性的临床观察，另一方面却深深潜入了无法直接实验证明的无意识过程，虽然名之为"无意识"心理，但本质上却是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在心灵上的体现，荣格的"原型"将它文化化了，弗罗姆则进一步将它社会化了。心理机制的社会化是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弗罗姆对宗教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的探索具广泛的文化意义，他说明了个性心理与社会精神的关系之间过度性和互动性的联系：“新的个性结构是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结果，宗教教义强化了它，反过来又成为造就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那些植根于这种个性结构中的品质，迫使人们去工作，热衷于节约，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件工具，为个人之外的权力，为禁欲主义思想，以及为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感这类目的服务。而强制性的责任感则成为现代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特征，没有它，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的”[1] 

    个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精神之间的关系即不是可以心理观察和实验的，也不是可以逻辑推断的，正常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精神状态具有强大的自矫正性和补偿功能，这是人类与社会区别于一般科学对象的本质，病态的心理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当然可以提供对人格和社会精神研究的窗口，精神分析与治疗的过程可以将病人的无意识内容呼唤出来重组和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但这种成功正如许多精神治疗师承认的总是有限的），但对于一个社会却不会有这样的治疗师和治疗方法(战爭和革命不在此论)，病态的社会或社会病态仅仅只能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同构，因为从来也不会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治疗师，虽然精神分析为我们揭示了个人与社会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重合关系，但这只能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理解，却不能通过这样的观察窗口去治疗社会病，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包括所有的科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上帝式治疗师，人性和人的价值只存在于心灵而不是心理，西方文化中人的价值仍然要回到上帝那儿去寻找。 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文化地位没有那一种学科可以代替，上帝与人的联系唯一地只是心灵而不是心理学，这就是以上帝方式出现的人性的神性.

    3. 神性与人性

    在西方文化中，信仰与宗教同义，这是一种不同层次的等价性，即把信仰与信仰什么作为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和主流宗教的基督教来说，信仰就是在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宗教哲学意义上的信仰，这种层次上的混淆，给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宗教和神学研究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实际上也给西方宗教和神学带来了不可逃脱争执和分裂。

    信仰作为人的终极价值，与怎样去实现这种价值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文化意义的，在理性的方式上可以被分析，这也是哲学的内容之一，而怎样去实现信仰就是宗教和神学的主要内容。由于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就成信仰对象，因此，困此，一方面，宗教取代了信仰，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就成为了对信仰的文化解释，这样也就取消了其它宗教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平等的地位[2]，另一方面，由于信仰等同于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就无法讲清自己的对象——神究竟是什么。这两方面实际也构成了基督教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它自身的文化困惑，这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分裂和交叉的古怪现象，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是显然的，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却正是希伯莱人的弥赛亚情结与希腊人的理性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秘密之源。

    从文化上层次上说，宗教无论是在人类历史还是宗教历史中，是一个一个从无意识地形成然后逐渐形式化、明确化的过程，从宗教到宗教神学、宗教哲学就是这样一个理性化过程，因此理性渗入宗教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理性化在宗教和神学中是以对自己信仰对象的解释上进行的，因此对神的说明就以对信仰的理性定义与神的经验性定义混乱在一起了，这种混乱随着理性化在更精细的意义上更深刻化了[3]。在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的重合的情况下，信仰的意义——人的终极价值就被具体的宗教内容和神学的研究对象取代了，这样当神学企图用理性方式来解释和证明宗教时，实际上就是在用信仰解释信仰对象，因此人的价值就是由对神的信仰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对上帝的主流论证总是用人性、人格、人的价值来进行的原因，当然这样一方面，对外来说，为基督教神学拒绝迷信和异教提供了理性保证，这也是西方宗教缺泛对于信仰的宽容性的要本原因；另一方面对内来说，也为教派的分裂种下了种子，宗教的理性化通过神学形成教义，但在信你就是神的情况下理性并不能对教义进行有统一性的解释和证明，这样教义的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宗教无可奈何地进入了自我分裂，因此从焦点的意义上看，教义的分歧主导了宗教纷爭和分裂，这是西方主流宗教中的一个事实，这与宗教产生、形成时期的历史过程中自主发生的信仰的融合和普及恰恰是相反的，基督教的原始产生并不是教义先于尚未理性化了的信仰活动，而是教义在确立了宗教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化后而成为普遍化的宗教，这也正是后来希腊的理性精神被基督教吸收和以后产生的广泛结果。基督教教的排异性和由于教义立教造成教派分裂以及由此造成的许多不幸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影响也是现实的，作为终极人性的价值的信仰与唯一的信仰对象等同，上帝当然就具有超验人格，人对上帝的回归而与神永恒就实现人的最终价值，因此人的价值最终是唯一地通过上帝实现的，这样不信神或对神的怀疑就等同于自己价值的毁灭，所以“因信得救”成为基督教的前提性教义，这是不可解释，无由分说的——上帝只能救自救的人，如果你不信仰神，神也对你无能为力。正是主流化的基督教教义使信仰成为了人们不得不接收的人的现实价值。

    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带来的文化统一性正是来自这种于基督教中超验的人性与理性的人性的一致，这也正是理性与宗教的冲突能够在人性的终极意义上相协调的原因，理性与经验宗教在人性的共同性上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基础，这两者在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实现了同构化，正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这种统一性在西方文化中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传统，但它不是在历史自身的连续上的承继，在现实中理性与宗教信仰总是冲突的，因此在现实中两者的交叉总是在不断地分裂、瓦解后，在人性化和理性化的高潮中被再发现，被重组和更新，这是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事实，比如文艺复兴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