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就是人的价值，这是一个价值化过程，因此不可能直接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的确定目标，人性是人的永远的人类化过程，人的价值化是在理性化和社会化的道路上永远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永远只是一种追求，一种渴望，一种无限的接近，如果认为某一个目的追求达到了，就意味着信仰也就结束了，因此对人的价值的永远追求才是信仰，所以西方文化中神性的本质是无明的终极人性，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是不可解释，不可证明的，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正是理性在神性问题上自身的无明的和自白，这也是人性的极限，也是理性的极限，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神学的这种理性的自辩与宗教经验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西方主流宗教具有的普世性的本质。

 4. 心性论

    与西方文化中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不同，人性与理性的一致性保证了中国文化内在一致性，它即不是那种不可理解的关系中的超验性存在，也不是在理性的关系中存在，它是经验、体悟、与思想、理性相互间的理解中的存在和同一，中国文化的感性成份与理性成份是共存的存在而不是共存的关系，理性的反思与直觉的体悟之间相互印证，融和地统一，心性就是这样一种人性化、理性化、和文化化的存在状态，心学或心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学"或中国式的"哲学学"的核心（作为元哲学的中国哲学是中国思想，见“中国思想与元哲学”）。

    “心”是人类文化中最富人性的文化表达，是一个最具阐释意义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在中国或西方文化中，心的概念是最不明确但却是直觉自明的，它没有明确的实指，被用来表示思想、意识，、意志、情感、态度、甚至性格等等，除了在具体情况下，它不实指人身体的重要的部位如心脏、胸，但泛指人的体质体能核心，如“雄心勃勃”就是这种指意最富形象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它不指具体的头、大脑、神经，却广泛地代表了思想，理智、心灵；它也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感觉，却它是一切情感的原动力，今天“爱心”一词几乎可以当作人性的同义词。中西文化对于“心”的理解的区别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使用，而在于在基本的文化意义和基础性的学术意义上，但是西方学术中，没有一种在这种极其广泛的意义上的心学理论，即使是心理学，也是一门针对具体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人、具有临床性或社会调查性的学科，但是中国传统文中的“心性”却是一门即有确定的学术研究范畴，又具有广泛的社会实用内容的专门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论是能够自立于所有西方学术之外的一种学术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现象，这种地位正象中医之于西医，西方传统学术不能包容它，不能克服它，但也不能否定它，相反，它给西方学术带来的东西却是整个人类文化意义的。

    一、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心学是一种文化价值理论，即基于人性与世界性的价值统一。“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礼运）人是世界之心，这是人与世界的统一，通过人是世界之心而实现世界的人性化，而且这是事实上的历史过程，不能看成是超验或先验的观念，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是现实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观念，虽然西方文化有“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人是目的”（康德）这样的传统，但这仍然是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而把人作为世界之心而存在，是人与世界在自性上的同一，这才是真正的一致性统一。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心的本义就是人性意义上价值化，是世界与人的价值统一。

    二、心性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的，是个人与社会统一的价值理论，这个过程是通过个人的社会化而实现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人的社会化也就是个人意义上的文化化，心性论的与一般的社会化理论的区别就在重在个性修养即自教化的意义上实现的人的社会化，因此这也是个人在文化化意义上的社会化，所以也是个人意义的人性与社会意义的人性的统一。

    三、心性是理性化进程，是个人与社会文化的进步，对于个人来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狭义的文化化（文化知识的学习）主要目的是精神情操的培养（内圣），这是通过教化和自教化的理性化实现的，因此这并不同于宗教性的瞑想修练，甚至“思而不学”也是被反对的。即使是老庄的返朴，也是与在归真的人性意义上，是指人性的质朴性而不是人性的愚昧，是脱离物质性的升华，而不是人性向无知到退。理性的质朴性是理性的本质之一，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学术具有区别于西方传统学术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的文化本质性，这与现代学术思想已经出现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也是心学能走向世界学术的一个文化保证。

    四、人性是理性化、社会化过程中心性相长的过程，心性是互为的价值化过程，是人性的自我实现。以人为性，心性是心，以心为性，人性即是心性，心性过程就是人的人性化和社会的文化化的一致性过程，这种不可分离性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统一本质。因此它即非外来，也非外去，“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人性是自然人性向社会人性的自性地转化，是性化为心和心化为性的自律过程，只有在个人自身与社会化环境的统一之中，心才同时具有社会性和个人性的意义，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形式或内容，“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其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这才是心性学的动力性本质。

    心性论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正宗，由于心性化与的社会化的统一，这样的心也就是社会意义的良心，由于心性是人性的理性化，人心也就成为良知，这是心性论的主旨。因此“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尽心知性”（孟子）、 “穷理尽性”、（周易大传）“未发已发”（《中庸》），等等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同一个本质过程。当然儒家倡导内在的教化过程，只专注德性的理性化修养，却不重视对外界的知识学习，其功过在史，此处毋庸赘述了。对心性在内在方面的专注不仅在儒学中是如此，立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来和本土宗教也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取得了中国的特色，如佛教和道教的心性论就与儒家的理解大体无异，所谓三教同心，因此它们成为了理义丰富的中国式神学。

    心性论与西方的学术、宗教、神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一方面，心性过程不等同于、或者不可以还原到心理过程上，因此它不是一门实证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心学吸收、消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第二方面，心性是人的理性化社会化过程，而不是人性的超验化，它即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人自为目的，所以无需超验的上帝，因此它也完全区别于宗教和神学，但这并不会妨碍它对神学中有关人性的深刻理解；第三方面，心性是人性自身理性化的内在统一，是现实的文化化过程，它不会分裂为先验的观念理性与实践的伦理两个方面而无法弥合。在中国文化中，人性、理性、伦理是文化的一致，而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信仰总是相冲突，因此人的价值只能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它所造成的心理病态和社会病态在本质上相同的，这正是弗罗姆的观察窗口。

    西方文化中并非没有关于类似的“心性”的研究，只是没有或无法集聚成为一种专门的学说和明确的学术概念，在哲学领域中，许多哲学家就在各种形式下追逐过这个幽灵，中国哲学中的心性论中的主要思想就与西方哲学中由来已久和疑惑难决的“智性直观”的探索有一种类似性，如康德等早就有了这个概念，只是一直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4]，智性和直观在分开有情况下不难理解，前者与理性相关，后者与心理相关，由于中国的心性论重在人心的理性化悟解，因此理性和心理在过程上一致，但在西方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