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 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 很明显，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即使我们接受这个保守的估计，如果感染人数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会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与那种灾难性后果比起来，目前让人谈虎色变的几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表二：几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1/10万）
1995年 1997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肺结核 32.73 39.03 41.68 44.06
病毒性肝炎 63.57 64.35 68.93 63.04 65.15
淋病 11.64 12.87 20.63 18.31 14.62
梅毒 0.54 1.68 4.16 4.73 4.56
艾滋病 0 0.01 0 0.01 0.03
地方病方面的形势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大骨节病，”克山病”，碘缺乏病的患者人数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血吸虫病曾困扰中国人达2000年之久。对此毛泽东感叹地写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解放前，全国有2000多万患者。那时，疫区的情况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领导疫区人民打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的人民战争，基本上消除了这种地方病。但80年代后期，血吸虫病重新出现。如表三所示，近年来，血吸虫病的流行县有增无减，患者人数上下反复，呈胶着状态，并没有好转的迹像。在有些地方，如江西的都昌县，湖北的荆州、沙市、江陵、黄石、阳新等县市，形势还十分严峻。
表三：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
年份 流行县市区数 流行区人口数（万人） 年底实有病人数 期内治疗病人数 累计达到消灭标准县市区数
1995 391.0 6189.5 927514.0 339512.0 222.0
1997 404.0 6667.5 790851.0 294373.0 234.0
1999 409.0 10454.5 366784.0 309856.0 238.0
2000 413.0 8471.0 694788.0 356885.0 243.0
2001 418.0 9903.0 820776.0 367057.0 247.0
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自杀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等，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讨论。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 降到41‰。 直到80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 （WHO）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 而据世界银行《200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估算，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没有中国高。这对习惯听到国际组织夸耀中国经济成就的我们来说，不啻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
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钱多了，但公共卫生的状况却恶化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非典的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二 指导思想的误区
中国的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卫生部门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我们改革总体思路中隐隐约约存在的两种迷信有关。
1．对经济增长的迷信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里“发展”二字的含意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当一些人说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但其财政资源的分配清楚告诉我们，公共卫生不是它关心的重点。


图四中所谓“政府卫生支出”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卫生事业费”，一块是“卫生基建投资”。政府对卫生工作还有其它项目的支出，但这两项是大头，其余的是小头。图四告诉我们，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在“一五”至“五五”期间都是呈上升态势，双双在改革开放初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983年以后，1992年以前，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时起时伏，好像变化不大。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1992年以后，尽管政府对卫生投入的绝对数在增加，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到2000年也没有止住。到1995－96年，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是在最近四、五年，该比重才有轻微回升。“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从政府过去2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公共卫生的确一直不是其重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带来公共福利（包括公共卫生）的改善。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公共福利当然会得到改善。然而，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某些社会阶层独享时，不管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不可能改善全社会的公共福利状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早在七十年代就引起了发展研究学者的注意。只可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埋头“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上是“一心一意谋经济增长”），把别国惨痛的教训完全忘到了脑后。经济增长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更是硬道理。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手段要服从目的，决不能本末倒置，让目的服从手段。
正是由于目标模糊，中国的改革已从一种“全赢游戏”转变为“零和游戏”。如果说1992－93年前，社会各阶层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的话，此后，改革的红利逐渐集中到某些社会集团手中，而改革的成本却要由广大农民和工人来承担。随着中国从一个非常平等的国家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增长已开始与公共福利的改善脱节。1993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8－9%,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公共卫生状况恶化了，社会危机加剧了。我们现在正在品尝自己酿成的苦酒。
2．对市场的迷信
卫生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面临的问题带有“短缺经济”的特征，如“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80年代卫生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卫生服务的供给，搞活卫生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为此，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扩大卫生服务供给的政策。如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1989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80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