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防疫系统才会别无旁骛。防疫工作有点像国防。不能因为不打仗就放弃国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有了敌情，平时国防投入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即使没有敌情，也不意味着国防投入没有必要。很可能正是因为国防坚实，敌人才不敢贸然进犯。同样的道理，日常的防疫工作看起来要花些钱，但这总比疫情爆发后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要合算得多。前些年，我们让军队“忍耐”，大幅消减军费，结果不得不允许军队经商、打野食，搞得部队松松垮垮。教训十分惨痛。这次非典结结实实给了我们一个忽视卫生防疫的教训。
2．卫生保健严重不公平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居世界前列，远远超过中国。遭受近十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表现也不俗，排在第56位。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 这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
表五：2000年世界各国卫生负担公平性排名
国家 排名 国家 排名
哥伦比亚 1 伊拉克 56
德国 7 巴基斯坦 63
日本 9 印度尼西亚 73
瑞典 14 蒙古 97
古巴 24 埃及 126
法国 27 墨西哥 144
印度 43 俄国 185
美国 54 中国 188
我们不能简单用世界卫生组织不了解情况或存在偏见来解释这个排名。二十年前，同一组织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可是赞不绝口的。勿庸置疑，我们的医疗卫生领域的确出了问题。国内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证明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中国的卫生保健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
（1）地区差别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地区差距的研究偏重经济方面的差距。 实际上，在卫生保健方面地区差距也不小。


卫生保健方面的地区差距首先表现在卫生费用的分布上。如上所述，卫生费用由两大部分组成：政府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和居民个人在医疗保健上的开销。
按道理说，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不应存在太大地区差距。毕竟，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公民（不管他们住在国内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卫生保健。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卫生事业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而不是中央财政。例如，2001年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为546亿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亿元，占总额的6.5%。其余510亿多元来自各省地方财政。这种格局就决定了各省人均卫生事业费的高低取决于其财政实力。图七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各省的人均卫生事业费与其人均财政收入是如此高度相关，以致于几乎所有的点都落在那条相关线上。唯一的例外是西藏。虽然西藏的人均财政收入低于所有其它省份，但它的人均卫生事业费仅低于上海，高过任何一个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西藏是唯一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省份，资金的不足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补贴。除了西藏，别的省份基本上都得依靠自身的财力来解决卫生事业费。
那么各省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又是什么决定的呢？看看图八，答案就一目了然了：经济实力越强、人均GDP越高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也越高。自从80年代初中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以后，各省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就取决于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套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来平衡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医疗保健水平。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到目前为止，中央财政的实力还不够强，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不够大，因此，各省的人均卫生事业费、教育事业费等还相去甚远。从图七可以看出，1998年，各省人均卫生事业费最高的达90元（上海），最低的只有8.5元（河南），两者相差十倍之多，真可谓天壤之别。
年复一年，人均卫生事业费的分布都是这样不平等。久而久之，卫生事业费的差距转化为卫生设施的差距。图九和图十描绘了人均卫生事业费与平均每千人口病床数以及每千人口医生数的关系。看得出来，人均卫生事业费越高的省份，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的医院床位和医生也多一些。两个省份比较例外。一个是北京，它的人均卫生事业费没有上海高，但人均床位数和医生数却拔得全国头筹，因为卫生部直属的很多医疗机构设在首都。另一个是西藏，由于是少数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有来自中央的特别补贴，人均卫生事业费很高，不过人均床位数和医生数在全国排位属于中等水平。不管怎么说，图九和图十显示，各省间卫生设施的差距实在不小。
二十年前当然也存在着地区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图十一对比了各省在改革初期和现在的每千人口医院病床数。在1982年，上海条件最好（4.33），广西最差（1.39），两者相差3.1倍。到2001年，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北京，那儿每千人口病床数为6.28；而条件最差的省份是贵州，每千人口病床数只有1.51；两者相差4.2倍。在这二十年，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沿海省份，医疗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西部省份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一般改善的幅度极为有限（如贵州、西藏、青海），有些省至少就每千人口病床数而言，情况还稍许有些恶化（如湖北、湖南、江西、新疆）。此次同为非典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3.23张，内蒙2.7张。实际上，从图十一可以看出，山西和内蒙的卫生设施并不算差。全国有一半省份的医疗条件比它们还要糟糕。面对非典，北京尚且手忙脚乱，山西、内蒙更是紧张万分，万一疫情传到那些医疗条件连它们都比不上的省份，其后果可想而知。
上面说的都是与政府卫生事业费相关的问题。这笔资金固然很重要，但它在卫生总费用中只占小头，居民个人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才是大头。显而易见，居民个人平均医疗保健支出在各省的分布完全取决于当地人均收入的高低。各省间经济差距有多大，居民个人医疗保健开支的差距也就有多大。无论是政府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还是居民个人在医疗保健上的开销都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可想而知各省居民的健康状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异。如果用人均期望寿命作为衡量各地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我们发现，各省的人均GDP与人均寿命高度相关（见图十一）。人均寿命最高已达约77岁，而最低只有63.5岁。与世界各类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各类省份的卫生设施和健康指标可以证实胡鞍钢的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 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发展中国家还差一点，但比最不发达国家强。


表六：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平均预期寿命 每千人口医生数 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
北京 76.41 4.62 6.28
辽宁 72.27 2.45 4.08
湖北 68.67 1.72 2.17
西藏 63.53 1.99 2.43
发达国家 78.6 3.14 8.57
转型国家 68.4 2.99 6.53
一般发展中国家 67.3 1.12 2.08
最不发达国家 52.0 0.14 0.67
（2）城乡差别
解放以前，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传染病、地方病肆虐，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状况。但是毛主席对进步的幅度并不满意。1965年6月26日，他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此后，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村”的情形得到扭转。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总数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