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素，“ 
复携此妓游西湖，恋恋一月不去。”而范仲淹则“置酒饯之，召妓佐酒”，待韩 
缜酒醉后，叫船将他送走，让他一走了之。此事对韩缜后来的仕途毫无影响，他 
反而步步高升，元丰年间知枢密院事，哲宗初年拜相。人们竟以此为例，赞扬范 
仲淹“爱惜人才，襟量不可及。”49 
　　如此禁止官员嫖娼，势必收效极小。难怪官员与娼妓往还、爱恋乃至发生性 
行为，均肆无忌惮。历任各地地方长官的苏轼晚年坦陈：“十五年前，我是风流 
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50宣和年间，某两府官出任江南东路 
安抚使，公然宣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51在宋代，岂止声名狼籍 
的巨贪权臣、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多数官员通常都与娼妓打得火热。直爽者如 
寇准，他与歌姬过从甚密，并如是说：“人生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52清正者如范仲淹，他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时，爱恋一官妓。离任后仍恋 
恋不舍，捎去胭脂并题诗：“江南一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 
色。”53豪放者如辛弃疾，不仅有田田、钱钱两名能文会诗的姬妾，而且在丹徒 
（今属江苏）“每燕必命侍妓歌其作”，54在上饶（今属江西）有“吹笛婢名整 
整者侍侧”。55难怪北宋梅询在其《瘴说》一文认为：“仕有五瘴”即“租赋之 
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并指出： 
“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帷簿”指私生活，、“瘴”的引申 
义是恶性传染病。所谓“仕有五瘴”，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官场常见五大腐 
败现象”。南宋陈郁在其《藏一话腴》中加以征引之后，颇有感触地说：“此说 
深中士大夫之疾。”56  
　　官员嫖娼毕竟有禁令，对于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他们虽然是官员 
的后备队，但朝廷则无嫖娼之禁。尽管陆九渊如此教训门人：“士君子乃朝夕与 
贱倡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57 然而这只是道德说教而已，并不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虽然蔡杭写下判词：“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 
辱，不可不可大不可！”58可是蔡杭仅为地方官，至多仅适用于他在任时的当地 
。就全国各地而言，由于并无禁令，学生公开与娼妓往还，甚至“学舍宴集必点 
妓”。59学生与娼妓，关系很特殊。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称：“名娼 
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她们“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当时 
，学生大抵都嫖妓，谁不如此，即不合群，甚至被视为怪异。如政和年间，吉州 
（今属江西）州学生杨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 
，实倡馆也。邦□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愕然，疾趋还舍。”60学生们 
甚至为争夺妓女而打架斗殴。如淳□年间，宗学生时芹斋与太学生程身斋同时爱 
上妓女魏华，双方发生争执。府学生林乔又参与其中，并“挟府学诸仆为助，遂 
成大哄。”61学生与娼妓爱恋的记载较多，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如王明清《玉 
照新志》卷一载：“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或云即张焘）游太学，与东曲妓杨 
六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若渝盟 
一日，则任其从人。”张生因故失约，杨六“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数月后， 
张生始至开封，得知此情，“大感怆，不能自持”，写下《雨中花》词：“曾记 
酒阑歌罢，难忘月底花前。”王明清记述此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对青年男女未 
能成为眷属的惋惜之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载：临安 
名妓苏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贫，盼奴周给之，使笃于 
业。”赵不敏终于中第，出任襄阳府司户。但“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 
官三载，想念成疾而卒。”此卷还记述了淳熙初年娼女陶师儿与王生“甚相眷恋 
，为恶姥所间，不尽绸缪。一日，王生拉师儿游西湖”，二人“相抱投入水中， 
舟子惊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王俊民与焦桂英的故事。62是否确有其事，宋人各说不一。然 
而从上述记载看，士人与娼妓爱恋在宋代是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诚然，娼馆妓院的主要光顾者既非官员，也非士人，不用说是那些既腰缠万 
贯又不受禁令乃至道德约束的富商大贾。宋代有“美人局”、“庵酒店”、“花 
茶坊”等各种称呼的娼馆妓院之所以能遍布各地并生意兴隆，本身就是商品经济 
繁荣的结果。如果从总体上说，宋代的性观念不如唐代开放，那么其娼妓业则比 
唐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被朝廷强行剥夺性权利、实行性禁锢的宦官也参与 
其中。《宋史》卷四百六十九《宦者传四·陈源传》载，宦官林亿年“养娼女以 
别业，（陈）源在贬所与妓滥。”一言以蔽之，两宋社会繁荣与“娼”盛同步。  
　　　四、“梵嫂”、“典妻”等等 
　　与性观念一样，两宋社会的性生活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如果说当时在性观 
念领域，节欲论占上风，那么在性生活领域的主流现象则是：人们按照传统婚姻 
家庭制度的模式，过着正当而有节、偏向于保守的性生活，一夫一妻至多妻外有 
妾乃至妾媵若干。而娼妓制度无非是传统婚姻制度的补充。下面将罗列若干非主 
流现象，其目的仅仅在于进一步证实：用性禁锢来表述两宋社会的性生活状况， 
只怕欠妥。个人所见有限，难免既挂一漏万，又拉杂琐碎。  
　　（一）僧道娶妻。两宋王朝以法令的形式，对僧道实行性禁锢。开宝五年 
（972）闰二月，宋太祖诏："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63  
雍熙二年（985）九月，宋太宗要求岭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将“僧置妻孥"之禁在 
当地逐渐加以推广。64 宋代法令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 
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65然而这条法令难以严格执行，道士“皆有妻孥， 
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66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僧人娶妻者并不少见 
。如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相国寺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自以为“ 
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并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所谓“梵嫂"，即 
是当时人对僧人之妻的专称。特别是岭南地区，僧人"例有室家"。《鸡肋编》卷 
中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 
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此间“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僧人新婚 
时，“簪花其上"。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如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 
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67 某些僧道 
还是妓院娼馆的光顾者，甚至因此酿成事端。如“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 
因娶为室。"68 又如杭州灵隐寺僧人了然“常宿于娼妓李秀奴家"，在财钱用尽后 
，“秀奴绝之"。了然“迷恋不已，乘醉往秀奴家，不纳，因击秀奴，随手而毙。 
"官府将了然擒获，发现其臂上刺字：“但愿同生极乐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免教今世苦相思。"知 
州苏轼下令处以极刑，其判词曰：“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 
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69 宋孝宗时，临安附近有一寺，拐骗、监禁" 
妇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余人至此"，置宴欢饮之后，"杂然 
群通"，集体对妇女实行性侵害。知临安府查明此情，“即部百卒，捕杀僧众，焚 
其寺，以群妇召主收领。"70 僧道娶妻之风延续至元代，朝廷力图扭转，明文规 
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71 
　　（二）士人爱恋道姑。与唐代相似，道姑中的俊雅者往往是宋代某些士人爱 
恋的对象。如北宋后期, 汝南（今属河南）"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多情多爱的 
秦观"挑之不得"，作诗一首：“超然自有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