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渊阁四库本）云：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说话」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说：

「孙寛、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祥、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扮。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元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于此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代已经成为「说话」和影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识之谈，故略而不论。按关羽崇拜之起源演变牵扯复杂，笔者已有数篇文章论及。⑵宋代「说三分」即《三国志》的文学化和大众化所以会在仁宗朝骤然兴起，应该还有具体原因。不妨拈出苏轼（1036－1101）为例，略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则，不过是本文的逻辑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惯伎耳。可能是故意制造商业噱头，也可能是靠张力取得论证空间。欲知本文如何，且听一一分解。

一，史观论断：「帝魏帝晋」与「尊刘贬曹」

以苏轼为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历史观念之转变，在北宋颇具代表性。

《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无疑与宋代理学兴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鉴纲目》的盛行有关。而原其初始，则起于欧阳修（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统论》引起的「正统」之争。⑶要言之，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总结的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熹）作《纲目》以纠之。」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还是朱熹理学之论占据了历史的上风。

青年苏轼赞成欧公「魏统」之论，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时，已撰有《后正统论·辨论二》反驳章望之。⑸事实上，眉山三苏对蜀刘政权及诸葛亮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如苏洵（1009－1066）以为「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权书·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则批评说：「取之于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并历数「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并断言「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东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本）在《魏武帝论》中则径称「帝（曹操）」为「智者」，唯「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惜其赤壁之败而未能统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顺带还批评到刘备，以为：「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宋文鉴》卷九十九）可见尽管三苏是蜀人「蜀党」，当时却丝毫不以帝蜀为意。⑹

在参与国事，尤其是经历「党争」以后，中年苏轼的情感观点发生显著变化。如赞扬孔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涙垂。」（《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纯甫》诗，又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⑻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撰于元丰五年）则以盛赞周瑜倜傥风流，抗御强敌为主，于曹氏仅以「固一时之雄，而今安在哉」感叹世事之迁。⑼

经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晚年看法大有不同。他认为「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全集卷九十四·题三国名臣赞》）已视诸葛为三国之首杰。在谪居儋州时还说「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和陶杂诗》之六），又道「管幼平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终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之乎？」（《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二）并以为：

「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而尔其势絶不两立。非公诛操，即操害公。」「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⑽（《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风颇盛，苏轼最初也以「史才」自任，并曾对《汉书》下过功夫。⑾苏辙《栾城集·墓志铭》（《宋史·苏轼传》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⑿

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略谓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励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因得罪权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中不屈，后释归乡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抱诏书「伏床而泣」，县令「出解印绶，引与俱亡」，而滂「即自诣狱」，母与之别，勉励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死年三十三歳。这个经历与苏轼缘「乌台诗案」系狱和「元佑党碑」谪儋两次贬斥的坎坷极为相似，苏门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党」。苏辙所以为乃兄特书此节，正是标榜苏氏一门的风节自励，这与《宋史·苏轼传》论赞奬誉「其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如出一「辙」。考虑到范滂实与曹操同一时代，则苏轼以自身遭遇，领悟到「成败论英雄」史观的缺失，从而颠倒了对曹操和诸葛亮的历史评价，是一重要变化。⒀

又王楙《野老记闻》载：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否？』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心。』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