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梦梁录》卷二十「妓乐」：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丁仙现捷才知音。」（《都城纪盛》略同）

可知丁仙现者本为汴京名优，不但常侍御禁中为「教坊大使」，亦曾当面以苏轼作场调笑以娯君王，且效果颇佳，苏轼亦忻然得色，此即东坡与名优相互认可的一个证据。

陈鹄《耆旧续闻》曰：

「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22）

案「诨话」本「说话」之一科，参前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山人，说诨话」及卷八「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条。此非苏轼亦能此道之证据，抑或当时士夫亦「想当然耳」，以他为擅此说话之道的畏惧耶？

宋氏子弟的这种疑虑担忧不无道理，苏轼之才学兴趣，足以使他影响新兴的书坛。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载苏轼作赋省试事：

「梅圣俞（1002－1060）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皐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欧阳）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斥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杨万里（1124－1206）《诚斋诗话》版本里，还增加了这样的情节：

「（欧公问）：『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皐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23）

「想」谓想象，「当然」乃切合事物之规律。钱钟书论及《春秋》之类史书描摹人物对话口吻，洞其心曲之奥秘隐微时，既设疑曰：「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隠烛，何所据依？」复自答云：「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并进一步分证道：「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4）也以为「史家追述」与「小说、院本臆造」，其间差距未必悬绝天壤，「想当然耳」正是二者可以「搭桥摆渡」之处，语尤明彻。

如果孔融还把「想当然」用于反讽，那么苏东坡就径以「想当然」作为捏合、牵扯、虚构之依据。虽然所论非关小说创作，却无意中道出了此中真谛。古代史书每以《春秋》义例，强调循事简约，言必有据，义隐而旨显，自然有其道理。但文学却允许而且鼓励放纵想象，逞其恣肆，以曲形尽状，描摹事态人情。以此观之，苏轼辞谢另撰《三国志》建议时，所云「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或非自谦之辞，而是自知之明。

「想当然耳」还有第二义。王士祯曰：「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香祖笔记》卷一〇）《管锥编》第五册引之，钱氏且曰「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页25）以今人之视线关注，诠释古事之细微曲折，亦即「以今度古，想当然耳」之一种，而且首先是讲史演「义」的创作要诀。

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珍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与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絶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甞为予言之如此。」

则东坡贬谪时所欲听而怂恿人言者，皆可作小说观也。案宋时除讲史之外，「说话本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都城纪盛》）此之「士马金鼓」，应是当时「中兴名将」之类。案宋太宗命馆臣李昉等集纂《太平广记》（成于983年），广搜著录历代传奇神异灵怪稗言，蔚成大观，其中尤以佛教西传及「三教论衡」期间流传之西土佛子，东土神仙及灵异情事为盛，遂亦为后世小说家之渊薮，如罗烨《醉翁谈录》夸耀小说人的「博览该通」，就特别强调了「幼习《太平广记》」，包括其模仿之作「《夷坚志》无有不览」。（25）苏轼既出入三教，习听或喜听类似新异故事，自不为怪。实际上「姑妄言之」较「想当然耳」更进层楼，可视为摒弃束缚，强调创作须自由想象之口号（26）。一旦脱离六朝及唐传奇的神怪窠臼，遂能于寻常生活，伦常日用中不断生发新意。这也是宋人平话突破传奇藩篱，走向新起点之标志。

而与苏轼同时的司马光编年体《资治通鉴》，又恰好提供了一个史实因果的逻辑框架，方便演义讲史据此而「想」像发挥，逞其对「当然」之创造灵感。此即吴自牧所以言「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梦梁录》），罗烨强调「小说人」学养，亦强调「长攻历代史书」（《醉翁谈录》）之故也。

钱钟书曾批评「宋人作诗、文，贵『无字无来历』；品图画贵『凡所下笔处，无一笔无来处』；儒生说理，亦扇此风，斤斤于名义之出典。」（27）则更见出苏轼名言「想当然耳」和「姑妄言之」乃卓荦不群之通识，正道出小说创作亟需脱离「言必有据」的文士窠臼，而尽力发挥自由想象的真谛，也是「宋学」脱离训诂考据，注重辞章义理的形象例证。

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此句作『顷刻间提破』）。」

宋人小说结撰之要诀，在于擅长「捏合」和「提破」，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叙伐冢者盗掘杨王孙、伯夷、叔齐墓的故事，跨越时空，将不同朝代素不相干的人事牵连一道，正是「捏合」。赵令畤（1051－1107）《侯鲭录》则覆述了苏轼讲的一个故事：

「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傍舍为厌人，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鱼头龟身者，自海中来告曰：『广利王来请端明。』予被褐草屦黄冠而去，而不知身步在水中，但闻风雷声暴如触石，意亦知在深水处。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晶宫殿相照耀』也。其下则有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眩目不可仰视，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广利少间配剑而出，从以二青衣。予谢以『海上逐客，重烦邀命。』广利且欢且笑。顷，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间，出鲛绡丈余，命予题诗。予乃赋之曰：『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圣王时祀时，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变流光，万里风雨快。灵旗摇红纛，赤虬喷澎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楼，可还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递看，咸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篸水族谓之『鳖相公』，进言：『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予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