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宣和遗事》是最早的长篇话本之一，这则记叙也是今存「关羽斩蚩尤」的最早版本。其中已著有宋江的「三十六将」之第十二位「大刀关必胜」和第二十三位「赛关索杨雄」之名(《亨集》)（53），我们知道，关胜是充分「关羽化」的，如果说龚开《论赞》称其「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语气之间还有一点保留的话，《水浒传》则径直描写他乃「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金批本第六十二回）俨然关羽再世。梁山好汉排座次时亦名位显赫：「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酷肖乃祖为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可谓关羽崇拜在《水浒传》故事中的延伸，但也因此遗憾地成为概念化人物。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论学杂著》）曾罗列早期《水浒传》故事中「梁山英雄榜」座次排列，也可见出关胜之地位变化颇大：
宋人讲史南宋遗民元明刊本明周宪王明人郎瑛
《宣和遗事》《龚开画赞》《水浒传》《诚斋乐府》《七修类稿》
第十二位第五位第四位第十四位第五位
又「关索」问题乃历史上「关羽崇拜」之副题，余氏考证宋人何以号「关索」时，曰：「宋人之以『关索』为名号者，凡十余人，不惟有男，而且有女矣。其不可考者尚当有之。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龚圣与作赞，即就其绰号立意，此乃文章家擒题之法，何足以证古来真有关索其人哉。观宋人多名『赛关索』，知《水浒传》作『病关索』者，非也。」宋元的关索话本今已不存，但今存明成化本《花关索出身传》中，未始没有前代说话人的加工创造，亦可见出宋人「说三分」中关羽崇拜之一斑。
余论
限于题目篇幅，本文未提及宋代官方和民间已经存在的崇祀关羽资料。后人不独三国，连苏轼故事也早已归入「渔樵闲话」。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后世「阶级斗争」的大潮之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在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清人书写的「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把「好」字置换为当代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歳上下的人，耳朵当年都曾为之磨出茧子。
「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
「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这也是宋人的发明，虽然无关苏轼。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苏轼固然与后世之关羽崇拜没有直接关联，他只是本文论述的文士参照系。但从以上分析里，我们是否感受得到这时已有浓厚的氛围和澎湃的思潮，在孕育和兴起后世《三国志通俗演义》，包括关羽崇拜的价值框架和艺术改造呢？这种努力终于在明人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当然，这该是另一篇文章论讲的话题了。
注：
（1）「或异其说」应指与陈寿《三国志》断语不同之评价。唐代僧人俗讲即有异于史书而「尊刘贬曹」者，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初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则小注云∶「似刘氏重孔明等。」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也记叙了「死诸葛怖生仲达」（《三国志》裴注引习凿齿语）事，有兴趣者不妨参看。
（2）例如《关羽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析》（约三万字，载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主编之《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5月）；《金代关羽神像考释》（约六万字，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新一期复刊号，1999年10月）；《「关公斩蚩尤」考――宋代道教与关羽崇拜》（约六万字，香港《岭南学报》新三期，2001年10月），《荆州与关羽崇拜》（一万二千字，2000'年荆州关公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理学与关羽崇拜》（约五万字，待发表）等，其中已多处讨论到三国史实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实例，论点与本文互相依托，互为印证。
（3）对三国「正统论」源流的撮述，可参纪昀《四库全书提要·三国志》及《管锥编》第四册一五四「全晋文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二版。页1240－1242）。又饶宗颐收集历代关于正统问题论争的许多资料，撰成《中国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其中结讼最多的就是三国正统问题。该书小引作于1976年。上海逺东出版社辑入「学术集林丛书」，1996年出版。笔者另有《理学与关羽崇拜》专文探及，不赘。
（4）欧阳修实为金石考据之创始者，亦曾有一事提及关羽。《宣和书谱》称：「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书。」而欧《集古录跋尾》卷四《魏钟繇表》则持异议，以为「右钟繇法帖者，《曹公破关羽贺捷表》也。其后书云：『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按《魏志》，『是歳冬十月军还洛阳』，其下遂书『孙权请讨关羽自效』。于《吴志》，则书『闰月，权讨羽』。以《魏》、《吴》二志参较，是闰十月矣。《吴志》又书『十二月，权获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书『权传羽首于洛阳。』盖二志相符，乃权以闰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获之，明年正月，始传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则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由是此《表》可疑为非真。」但也有对欧阳修仅以「年月有误」的考证方式表示不同意见者，参《管锥编》第三册九五「全三国文卷五九」引董逌《广川书跋》卷二，钱氏复以此论「言尤明且清」（页1098）。对于此表真伪的见解，后来竟然发展成为一种立场。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姬（董小宛）初入吾家，见董文敏（其昌）为余书《月赋》，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追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孟森《明清史论丛集刊续编·董小宛考》云：「《戎辂帖》为世所宝，亦为尊关帝者所垢病。小宛乃以废弃示趋向，关壮缪之得崇信于后世者，深矣。」
（5）这当然是受苏洵影响所致。《邵氏闻见后录》曾记王安石（1021－1086）修《英宗实录》谓苏洵「有战国纵横家之学」，并说青年苏轼中举之制策「全类战国文章」。有趣的是，后来与苏氏为首的「蜀学」对立，而身处魏晋故地的洛学大儒态度却截然相反。程颐（1033－1107）青年时代上书宋仁宗，已隠然以诸葛自许：「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也......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