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于「说话」和「演义」兴于何时，似有争议：
「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翟存斋过汴梁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郎瑛《七修类稿·辨证类》）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本，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天都外臣《水浒传叙》）（35）
「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飬，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廷，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绿天馆主人序《古今小说》）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36）
其实两说各为一事，一谓「小说」，一谓「通俗演义」，其理至明。案治中国小说史者，从未认真辨析分证过「平话小说」与「通俗演义」之别，是一憾焉。笔者以为，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责任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秤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歳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37）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还特别强调了价值判断具有的特殊艺术感召力：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涙。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隠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尽管我们承认「统治阶级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有些道理，但以南宋讲史「壮怀激烈」的情景看，只是赵构的「清暇」闲谈，（38）未必就是通俗演义兴起的理由。仁宗朝到高宗朝不但经历了「帝统」之争，亦且经历了国破家残之恨，兵火燹焚之烬，故国黍离之思，故南渡文士总结历史和评议时局，与说话之教化倾向及警世功能颇有共鸣。文人士夫空前之热情，亦与「刍荛狂议」之民间说话，以及兴起讲评「演义」及说「中兴名将」的风潮适成正比。余嘉锡有段辨析，正谓此也∶
「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覆，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逺隔塞外，何敢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余嘉锡论学杂著·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华书局本）
回过头来分析北宋有关「说三分」的几则材料，亦可看出演变之迹。《东坡志林·怀古》：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甞为作哀辞。字大年。」
查苏轼与王彭交游，在嘉佑末年（1061－1063）凤翔签判任上，故王彭为言「说三分」的情况，恰在仁宗朝内。（39）但后来已有观众「同情之不足，故模仿之」的事例，有些酷爱看三国戏者还曾闹出笑话。《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礼（40）传》言：
「中旨讯亨泽村民谋变，纯礼知其故，乃此民入剧场观优剧，归途见匠人有桶，取而戴于头，曰：『视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村野无知，杖之足矣。』帝从之。」
「谋变」当指其人痴狂之影响甚钜，否则不足以上达「天听」。今人已难悬拟在当时观念下，「先主」刘玄德究有何事，能令北宋一「村民」艳羡兴奋到如此程度。或以刘之老大无成，而忽得孙权之幼妹为妻，乃是「半空中掉下」之好事耳。（41）苏门弟子之一的张耒（1054－1114）在《明道杂志》中亦说：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頼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頼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有类似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42）
说明自北宋仁宗朝至徽宗朝，「说三分」故事已然形成了「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而关羽还受到特别的同情。「旧闻」不信、「近见」方知二语，证实此种现象并非孤例。
北宋「说话」无疑是承接唐五代的僧「俗讲」，但已明显消解了「俗讲」的宗教布道功用，转化成纯粹的商业行为。《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写女艺人上戏台后得表演：
「参拜四方，掂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藴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喝采不絶。」
「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就是集叙事讲论于一体。罗烨《醉翁谈录》说：
「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口团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
敷衍提掇，始成长话。盖讲史非长篇不能叙明前因后果，彰显扬善惩恶，且有商业上之莫大利益，故绝不能等闲视之，此古今同理。即今日肥皂之「电视连续剧」，所以不惮时论讥评，观众厌烦，皆以灌水抻拉，「水多和面，面多和水」，剌剌不休为无上法门，秘籍宝典者，亦为此也。（43）史载南宋临安有一艺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