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事虽不必有，但可觇知后人以为苏轼历史观念的道德倾向，较之乃师更为严格。据说王安石曾劝苏轼重作《三国志》。邵博（？-1158年）《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一：

「东坡自黄冈移汝州，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⒂（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它笔记亦有类似记载，大概苏轼的历史观念正在剧烈变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长之处。⒃

作为观念转变的背景，还有数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可知宋初馆臣对《三国志》的印象不佳。范仲淹词《剔银灯》也表现了类似情緖：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人世都无百歳，少痴呆，老成尪悴。只言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其实北宋外临契丹、西夏，所据亦汉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渊之盟与北辽暂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祸患，哪来恁大口气？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复为己任，敢于担当的重臣，范氏还有抵御西夏，「先忧后乐」的传世之誉。此番言语或出于年青位低，不负责任之时，于此亦可知欧阳修撰《正统论》时的舆论倾向。

宋神宗赵顼就开始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媿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页429，中华书局校点）。赵顼亦不满于曹操，「苏子瞻自湖州以言语谤讪下狱，吴充（1021－1080）方为相，一日问上：『魏武何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也？』上惊曰：『朕无他意，只欲招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吕希哲《吕氏杂录》）陈善《扪虱新话》「苏氏作《辨奸论》憾荆公」条：「（苏轼《王司空）赠官制》当元佑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可见「尊刘」及褒扬孔明之论，与「贬曹」之风,或者就始于赵顼朝。只是王安石由「诸葛亮」忽然被诋为「曹操」，弯子未免转得太大一点。盖北宋朋党攻忤之论褒贬特甚，正所以见出历史观念之落差。清代馆臣以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⒄恐怕也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笔者所以把目光狃结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强化道德评价，且于后世史学影响极大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均修撰于此时，而「帝蜀」「帝魏」之争当时看似热闹，实际已经开始消歇。有关三国历史观念的转换情况，还可以用《三国志演义》传本以外，且被定为「宋元旧本」的两篇有关三国的话本作一比较。

明人所辑《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三十一卷），或为宋人「说三分」内容之一。其以楚汉相争之宿怨，分派三国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阎君，发明佛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谓奇思妙想。如以刘邦托生汉献帝，受尽韩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又以司马貌断狱公正，「来生宜赐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马之家，名懿，表字仲达。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学了歹样，就教司马懿欺凌曹氏子孙，一如曹操欺凌汉献帝故事。」仿佛家庭纷争，邻里纠葛，就毫无理学「尊王」之观念。又独以彭越后身为刘备，「千人称仁，万人称义」，有所偏袒。最有意思的是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哙生前忠勇，并无谄媚；项羽不杀太公，不污吕后，不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来生俱义勇刚直，死而为神。」又似乡塾斤斤计较，自谓分别因果，妥贴安排，但已粗现「尊刘」倾向，与王彭转述的北宋说话若合苻节。此说带有北宋浓厚的民间平话特点，可以肯定出现在理学「帝蜀」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却又与欧阳修所持「帝魏」论絶不相侔。⒅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辑有《夔关姚卞吊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佑五年嘉禾人姚卞应「成都府安抚晁尧臣」之邀赴蜀攻书，路经夔门关时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问难曰：「昔日汉室衰微，奸雄竞起，跨州连郡，以众击寡，不可胜计。且如魏有张辽、张合、徐晃、李典、司马懿等辈，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此数子运谋决胜，用武行师，未甞败北，解元并无一言称道盛德。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费钱粮，功业小成，何如此之浅陋！解元以为世之罕比，莫非太过否！此乃老夫胸中之疑，愿足下察之！」而姚卞为孔明辩护之慷慨陈词，并为朗吟一赋「灰飞烟灭」云云。不料所见正是诸葛亮托化，不但酬谢姚为之释疑辨诬，而且特开后门，梦中授题，使其高中科第，以后历仕显宦，并特以晁尧臣之口，盛赞他「如此饱学栋梁之才」云云。⒆其实「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败论英雄」，正类三苏当年；而姚卞义正辞严之反驳，又与苏轼晚年见解接榫。又话本中姚卞之「解元」名号，亦可与后文论及南宋「说话人」情况相参证。特以话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沦入瓦舍书场「演义」之类。可知上层观念之转变，已经悄悄开始了向平民百姓传输的过程。后文分解。

二、小说平话：「想当然耳」与「姑妄言之」

拈出苏轼的第二个原因，是探讨他的文艺观念与宋代「说话」的关系。

其实在北宋，无论德才识学苏轼都光焰万丈，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坎坷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且于当时文体无所不能，时论后人均乐道津津。生前既已名播海内外，后世且有「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清·禇人获《坚瓠集》），在文士中更是絶无仅有。⒇

李廌(1159-1109)《师友谈录》记载一则苏轼的自叙：

「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帽，名帽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者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案蔡绦《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条，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祇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乌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21）

又《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

「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