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涑水记闻》卷第一：「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韩通立传」条，又将类似事系于刘攽（1023－1089）：「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刘攽与苏轼为密友，以博学闻于时，曾助司马光修《通鉴》汉代部分。案王子融《唐余录》已仿裴松之注《三国志》法，表韩通于《忠义传》。通性刚，肆威虐，众谓之「瞠眼」。

 （15）在统緖问题上张方平、王安石都与欧阳修意见相左。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曾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王安石论苏轼为邪憸之人臣，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而言「此王安石对正统之意见，盖附和章氏而反对东坡者」。所以要苏轼修《三国志》者，或欲验其遭遇贬斥以后意见有无改变。故知苏轼以他故回避，亦有另方面的考虑。又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家于庐山。博学强识，专精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置局，以刘恕为主要助手，书成亦推刘之功为多。刘恕于王安石变法持激烈反对态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税，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案刘恕年长苏轼四歳，则苏不应当以「年老」为由，荐恕自代。

 （16）徐度《却扫篇》云：「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甞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谬，以示东坡。东坡曰：『往歳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曲洧旧闻》卷二：「东坡甞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自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既维护了欧史声誉，又是「知难而退」之举。又苏轼同时之同乡唐庚（1071－1121）《三国杂事序》指斥陈寿「刘备父子相传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甞一称『蜀』，其称『蜀』者，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书善恶褒贬与夺，尚可信乎！」「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壊，可更为之。』文忠公然其言，更不暇作也，惜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王安石亦曾请欧阳修重修《三国志》。「《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或「三国可喜事甚多」一语，当指可据裴松之注征引文献，推翻陈寿志「帝魏」的立场或表述。事实上后世「帝蜀」之史家立论，即多以裴注为据。

 （17）清人《退庵随笔》卷十六曰：「翟晴江曰：『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蜀。习凿齿《汉晋春秋》，继汉而越魏。非其识有高下也，时也。陈撰《志》于晋武受禅之初，晋受魏禅，魏之见废，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习著《春秋》于元帝中兴之后，蜀以宗室而存汉緖，犹元帝以宗室而复晋统，安得不尊蜀？司马公《通鉴》，作于北宋受周禅时，安得不以魏为正统？朱子《纲目》作于南渡偏安之后，安得不以蜀为正统？陈与习，司马与朱子，易地则然。」与此意略同。

 （18）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叙因果事与此类同，惟叙述较简，观念更加模糊，如只交代「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无谋略之人。」「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倒仿佛欧阳修的「帝晋」观。理学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故自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起，就完全删去了这段情节。这个故事框架还进入了至治本的《五代史平话》，韩信依然托生曹操，不过彭越是做孙权，刘备则另是陈豨，把两汉始终因果完善化。明人曾竞相演为传奇，有《愤司马》、《小江东》、《大转轮》等名目。清人索性名之《三国因》，甚至造出《反三国》的小说来，后话不表。又冯梦龙编辑《古今小说》，则以此篇与《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元人判结南宋恩怨结为一组，以求平衡，两篇中断狱之司马貌与胡母迪均为蜀郡益州人氏或「锦城秀才」，或出于道教氛围浓厚的蜀人之手。明人《西游补》又以孙悟空代行阎罗王职司，严鞫秦桧，审结「偷宋」之案。盖后世之人不满前代历史之收煞，每欲自代天意，任意判罚，唯苦于时代悬隔，不能戟指手责，面斥颊批，只好倒果为因，求诸冥冥，以泄愤耳。其实历史纷争，俱已逺逝，恁大火气，干卿底事？亦因理学史观二元对立道德评价之分明，最易动人肝火，正如南宋「演义」者务欲提调观众情緖耳。请参下文第三部分。

 （19）《宋史》未载姚卞、晁尧臣。按钜野晁氏家族与苏轼关系密切，亦未见名「尧臣」者，或即小说家言耳，俟考。

 （20）元丰四年苏辙奉使北行，「既至辽，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好否？』」苏辙遂作诗寄东坡：「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将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坚瓠集》）「高丽有：『金富轼，银富辙。』」（《游宦纪闻》）苏轼民间影响也颇不俗。他自海南流放地归至毗陵（常州）时，「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邵氏闻见后录》）月余后以病逝，「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辙《墓志铭》）苏轼少学道，长习儒，晚皈佛，是故南宋时儒家将其列入孔庙从祀，与子思并列十祀之间，沙门以其「前身为五祖和尚」（《春渚纪闻》），又为「杭州梵天寺伽蓝」）（陆次云《湖壖杂记》）、「妙喜老人」，道家以为「奎宿」（《梅磵诗话》，亦载《贵耳集》）。

 （21）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眉批云：「宋人小说□说赏劳□使费，动是若干两，若干贯，何其多也？盖小说是进御者，恐启官家裁省之端，是以务从广大。观者不可不知。」则南宋诸君对于进御祗应说话艺人赍赏之重，又迥异北宋。除奢俭有别外，一次说话的长短和内容，恐怕也有区别。

 （22）指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案张为宋仁宗宠妃，「长得幸，有盛宠，巧慧，多智术，善逢迎，势动中外。」死后追册为「温成皇后」。陈文又云：「国朝命妃，未甞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以学士侍诏书词，待都堂，列三省御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入。庆暦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则宋祁贬谪不过因采用「简单程序」而已，非有他故。东坡虽以雅好嘲谑著称于当世，亦不至以当宠之贵妃，来开「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之顽笑。《碧鸡漫志》亦云：「熙丰元佑间，兑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曾有论者以为「诨话」即「诨经」如《僧尼共犯》之流，两事比证，则「诨话」攸关「滑稽诙谐」之取笑，而无关淫亵色情可知。至于「诨笑话」自属特殊一类，今之雅好「咸湿」者犹孜孜不倦，则需另题分证，此不赘。

 （23）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亦载此事。可见出南宋才士对于连科举这样的严肃场合，苏轼都敢信口开河的艳羡佩服。案裴松之为《三国志》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