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掇敷演的要诀之一，是依頼编年史书如《通鉴》之类，时空切换，同时并现，后世提炼为套语「一张嘴不能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也；之二是引证类书如《广记》《夷坚志》之类，连模拟征，牵合他事，套语「却说」，「须知」是也；之三是征引古诗今词，点缀穿插，评论感发，套语「有诗为证」、「后世史官赞曰」是也（44）；之四是故作抑顿，卖弄关子，招揽回头，套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也。（45）钱钟书《读〈拉奥孔〉》标举「富于包孕性的片刻」，引《水浒传》野猪林场景描述董超薛霸待欲结果林教头性命，却突然断住不表时，曾引《贯华堂第二才子书》卷二《读法》第一六则：
「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逺逺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数番，皆去逺逺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目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写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46）
「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亦为跌宕情节，起伏故事之一法，也可为「冷淡处敷衍得越长久」的心得。至于趁势添加人物，穿插情节，安排场面，布置环境，铺叙景物，插科打诨，「砌末」手段，「现挂」发挥，也是千方百计使看客听众情绪饱满，演说之「当场」也逐渐丰富生动起来。南宋之「通俗演义」正是傍依《通鉴》编年叙事之宏观架构，兴亡是非之历史逻辑，加之佛谈因果，道因福祸，敷演冷淡，提掇繁华，渐成长篇，牵蔓章回的。从「三言」保留的几篇五代平话，与至治本讲史《五代史平话》，再到《五代史通俗演义》比较，即能看出嬗变端倪。
北宋汴梁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而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演义，可称巨大飞跃。除了书会才人须对话本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以外，还需要在「作场」表演上有相应的极大改进。这方面「说经」、「说参请」转承的释氏长篇「俗讲」47经验亦不可忽视。案释氏极为重视宣传，且早具系统之理论武装，其细密深致，足为后世业宣传者师法。《高僧传·唱道篇·论》要求首先具备「声、辩、才、博」的基本功为「四事」，又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
「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唐·道宣《高僧传·唱道篇·论》，中华书局校点本）
这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听众，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方法。讲经唱导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营造戏剧化氛围：包括如何布置最佳环境，如何配合时间进程而转变有方，如何以生动的表演提调影响情緖，始终吸引听众：
「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涙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涙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高僧传·唱道篇·论》）
所以每次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直到「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慕恋。」等于今之一出春节晚会的长度。
完成这样的变革之后，讲史的「演义」体逐渐发展出以章回形式串演成长篇的式様，最终确立了自身规范，也得到了信奉正统理学之文士高度认同，这以明人高儒评价罗贯中「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说法（《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为代表，这就是：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关心宋代文化史的学者，能从苏门弟子晁冲之《夜行》诗「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再联系到欧阳修《礼部贡院进士就试》描绘的「无言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推知平民科第制度下北宋文化的普及状况。欧诗作于嘉佑二年，正是他主试苏轼等人科举的情景。而晁氏之诗，又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适长途」，刻划出落第举子无奈寂寥的惆怅心态。科场淘汰之惨烈，足可拟之以沙场，于今亦然。（48）
南宋讲史者大都是科第失意之人。除孟元老、吴自牧罗列者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的「诸色伎艺人」条提供了南宋临安比较完整的讲史艺人名录：
「演史：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陈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书生、刘进士、巩八官人、徐继先、穆书生、戴书生、王贡士、陆进士、丘几山、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中国国商业出版社校点本）
在所有「诸色伎艺人」中，唯有这一份及「书会」的名录，没有市井绰号而颇多文士「头衔」（或者头衔即其绰号），虽然未必是儒士科第的实衔，但毕竟注重以透露学养来历相号召。（49）与孟元老之北宋说话人的名单比较，尤其可以看出南宋演史者，文化素养已有极大提高。其实佛经讲唱之「商榷经纶，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已足以概括南宋诸公对于「小说人」「博览该通」的赞赏，但区别之处。则在南宋处于「大众通俗」圈内的「小说人」是由士子分化出来，在诵经读史培育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方面，能与居于「精英地位」的上层士大夫心心相印，故能以讲史演义传述理学思想，以为深入通俗里耳「伦常日用」之用。「演义」因而也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取向。《醉翁谈录》记叙：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元人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述讲史演义情形说：
「【混江龙】他那里问言多伤幸，孥得些家宅神长是不得安宁。我勾栏里把戏得四五通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七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续《八阳经》。尔觑波，比及撺断那唱叫，先索打拍那精神，起末得便热闹，团喏得更滑熟。并无唇甜美，一刬地希崄艰难，冲扑得些掂人髓，敲人脑，剥人皮，饤退得回头硬。娘啊，我看不的尔这般粗声大叶，听不的尔那里野调山声。」（《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排印本）
不但「诸葛亮雄才大略」昂然进入书场，而「十大曲」中《三国志》之众多人物事迹，包括关羽之改编撰述，也当在情理之中。（50）其实关羽事迹对于南宋理学以及金元汉民的最大魅力，乃在于他不但忠实执行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畧，以「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事实上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攻樊城，围襄阳，「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已经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或者如陆游《示儿》诗所语「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战畧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如果「中兴名将」必说岳飞，「说三分」也不可能不奬饰关羽。南宋儒士推崇关羽最直截了当的话，当出自庐陵曾三异的《同语录》，他认为：
「《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51）
事实上今存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已经出现过关羽成神之后的形象：
「崇宁五年夏，解州有蛟在盐池作祟，布炁（「气」的异体字）十余里，人畜在炁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诏命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治之。不旬日间，蛟祟已平。继先入见，帝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