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三、反映了近十年来夜郎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夜郎族属上的五种观点、两大来源;夜郎名义上的大、小差异;民族关系上的古今不变说和古今分化演进说;地理位置上的一郡说、数郡说;中心方位的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等及其各种观点的具体见解、所据资料。
1989年10月27日至29日,贵州省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研讨了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论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今彝族的先民。在此前后,从1982年至1990年八年间,贵州汉彝学者合作,翻译、整理和出版彝族古籍手抄本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史诗叙事诗和《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书,虽是彝族古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但却由此引导人们更密切关注彝族先民与夜郎的关系,1989年的《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和《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还分别发表了万斗云的《庄蹻王滇和庄蹻王夜郎新证》、贺国鉴的《夜郎五县故址考释》两文。
1990年5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一书,该书约21万字,虽是吸收了10年来省内外夜郎研究的成果,但作者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所采择,自成一家之言,并将夜郎研究的时限上伸下沿,使读者能窥夜郎的源流及其持久的影响。书中分别介绍了夜郎的来源;两周夜郎早期国家的历史;先秦夜郎和华夏荆楚关系的追溯;秦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西汉早、中期夜郎的兴衰;夜郎及其各部的境域;夜郎各方国的先后消亡;夜郎的经济状况;夜郎的社会形态;魏晋以降夜郎的演进;夜郎的习俗;夜郎的语言和夜郎的历史地位等14个方面的问题,从多角度探求了夜郎的面貌,是对夜郎系统研究的尝试。
1990年3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 有的学者再次提出布依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布”为“濮”的转音,布依族是从古代的濮人演变而来,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原濮人,因而布依族也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这一年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贵州社会科学》第4 期分别发表了王海平的《庄蹻入滇入略探》和罗荣泉的《庄蹻西征行军路线考》,对与夜郎密切相关的庄蹻入滇史事进行了探讨。
进入90年代以后,贵州学者虽然每年都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夜郎研究的文章,但其形势远逊于80年代。但将夜郎史事、遗迹和夜郎文化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势头却方兴未艾。从黔北的桐梓,到黔中的安顺、六枝,从黔西北的赫章、威宁,到黔西南的望谟、兴义等地,都竞相发掘夜郎文化资源,为发展经济服务。夜郎研究似乎由学术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化。
1996年,基于只有考古上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带来夜郎研究有所突破的认识,为了推进夜郎考古,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成立。这年6 月14日,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通过《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加大对夜郎考古的人力、财力投入,确定夜郎考古的实施步骤。12月,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四川大学、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曲靖地区文管会、广西文物工作队以及省内考古、历史、民族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工作重点区域进行了分析筛选,对长远规划和短期目标进行了安排。此后在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夜郎考古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1996年冬,有人在贞丰县鲁容乡皎贯村民中发现有手镯、铜铃等青铜器在流传,便追踪了解,得知这些文物出土地点在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通过私人征集,在该出土人处共获得青铜器66件。经省博物馆鉴定,这批文批为汉代青铜器。后追踪调查,该批文物为窖藏,集中存放于一土坛内。今土坛已无踪迹,出土地点亦无进一步发掘价值。一次出土这样品种繁多,有角钟、手镯、铜铃、青铜鸟等的汉代青铜文物,且出土地点在南盘江畔,有人认为是夜郎政治中心的望谟县境,其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此批文物有64件存省社会科学院,2件存省博物馆。
1997年,梁太鹤在《贵州民族研究》第2 期上发表《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对贵州40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的一批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及遗迹现象估量和研究,对“夜郎考古”进行了界定,对“夜郎文物”也进行了定性,认为“夜郎考古”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挖出“夜郎王印”不可,而是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了解夜郎时期的文化,加深对夜郎历史的认识。这就对显意识或潜意识的以挖出“夜郎王印”为目标的“夜郎考古”提出了价值目标上的修正,有利于拓展“夜郎考古”的思路。
199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1 期发表了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李锦芳、阿炳合作的《“夜郎”语源语义考》中,从地名语言和竹图腾来研究夜郎,认为“夜”是夜郎主体民族的自称,而“夜郎”即是“以竹为图腾的‘夜’(越)人”。“夜郎”的“夜”即布依族的“依”。而“郎”即壮侗语的“竹笋”记音,进一步佐证了夜郎的主体民族为贵州的布依族。同年《史志林》第3 期中刊载了云南林华的《云南昭通地区与古夜郎国》一文,认为夜郎国即黑彝国。今天的云南省昭通地区、曲靖地区部分、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地区及黔西南州、安顺地区的部分县市当属夜郎国的疆域)。
1998年8月,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 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9万字,系根据家传秘本的彝族手抄本古文献,以对译、注音、音译的方式整理和研究。全书内容分三卷,第一卷:夜郎史传,叙述彝族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史事;第二卷:夜郎在可乐,则记述了夜郎的中心在今贵州赫章可乐;第三卷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的历史。全书对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争等,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述。这是利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夜郎的第一部著作,对此前主要依据汉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夜郎中心在赫章一带、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彝族先民的论点是更有力的支撑。同时,也矫正了此前曾在部分学者中产生的夜郎古文献的研究似已穷尽的思想,展示了有关夜郎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掘的新事例和新思路。
综观五十年来贵州研究夜郎的历史,对夜郎相关的问题大体形成了以下观点和见解:
一、夜郎的时间定位
夜郎存在的时限,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大夜郎国”概念的时限,与“小夜郎国”概念的时限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古牂牁与古夜郎有直接继承关系,那么古夜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话,夜郎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以前。 如果认为夜郎只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的话,那多数人认为夜郎存在的上限,约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楚王遣将军庄蹻率兵西征,夜郎君长投降之前。夜郎的下限则是较统一的,即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为汉使陈立灭国。至于在原夜郎遗民居住的地方或夜郎国影响尚存的地方设置郡、县或以“夜郎”为地名者,至汉晋以降一直延袭至今。今贵州桐梓县原属唐贞观年间所设立的珍州夜郎郡夜郎县的故地,现仍保留有“夜郎坝”的地名。
二、夜郎的空间定位
夜郎的地域,也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具体意见有三:一是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而且有时还越出这三郡之外;二是认为战国时夜郎的范围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东山、
1989年10月27日至29日,贵州省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研讨了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论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今彝族的先民。在此前后,从1982年至1990年八年间,贵州汉彝学者合作,翻译、整理和出版彝族古籍手抄本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史诗叙事诗和《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书,虽是彝族古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但却由此引导人们更密切关注彝族先民与夜郎的关系,1989年的《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和《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还分别发表了万斗云的《庄蹻王滇和庄蹻王夜郎新证》、贺国鉴的《夜郎五县故址考释》两文。
1990年5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一书,该书约21万字,虽是吸收了10年来省内外夜郎研究的成果,但作者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所采择,自成一家之言,并将夜郎研究的时限上伸下沿,使读者能窥夜郎的源流及其持久的影响。书中分别介绍了夜郎的来源;两周夜郎早期国家的历史;先秦夜郎和华夏荆楚关系的追溯;秦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西汉早、中期夜郎的兴衰;夜郎及其各部的境域;夜郎各方国的先后消亡;夜郎的经济状况;夜郎的社会形态;魏晋以降夜郎的演进;夜郎的习俗;夜郎的语言和夜郎的历史地位等14个方面的问题,从多角度探求了夜郎的面貌,是对夜郎系统研究的尝试。
1990年3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 有的学者再次提出布依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布”为“濮”的转音,布依族是从古代的濮人演变而来,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原濮人,因而布依族也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这一年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贵州社会科学》第4 期分别发表了王海平的《庄蹻入滇入略探》和罗荣泉的《庄蹻西征行军路线考》,对与夜郎密切相关的庄蹻入滇史事进行了探讨。
进入90年代以后,贵州学者虽然每年都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夜郎研究的文章,但其形势远逊于80年代。但将夜郎史事、遗迹和夜郎文化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势头却方兴未艾。从黔北的桐梓,到黔中的安顺、六枝,从黔西北的赫章、威宁,到黔西南的望谟、兴义等地,都竞相发掘夜郎文化资源,为发展经济服务。夜郎研究似乎由学术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化。
1996年,基于只有考古上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带来夜郎研究有所突破的认识,为了推进夜郎考古,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成立。这年6 月14日,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通过《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加大对夜郎考古的人力、财力投入,确定夜郎考古的实施步骤。12月,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四川大学、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曲靖地区文管会、广西文物工作队以及省内考古、历史、民族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工作重点区域进行了分析筛选,对长远规划和短期目标进行了安排。此后在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夜郎考古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1996年冬,有人在贞丰县鲁容乡皎贯村民中发现有手镯、铜铃等青铜器在流传,便追踪了解,得知这些文物出土地点在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通过私人征集,在该出土人处共获得青铜器66件。经省博物馆鉴定,这批文批为汉代青铜器。后追踪调查,该批文物为窖藏,集中存放于一土坛内。今土坛已无踪迹,出土地点亦无进一步发掘价值。一次出土这样品种繁多,有角钟、手镯、铜铃、青铜鸟等的汉代青铜文物,且出土地点在南盘江畔,有人认为是夜郎政治中心的望谟县境,其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此批文物有64件存省社会科学院,2件存省博物馆。
1997年,梁太鹤在《贵州民族研究》第2 期上发表《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对贵州40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的一批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及遗迹现象估量和研究,对“夜郎考古”进行了界定,对“夜郎文物”也进行了定性,认为“夜郎考古”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挖出“夜郎王印”不可,而是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了解夜郎时期的文化,加深对夜郎历史的认识。这就对显意识或潜意识的以挖出“夜郎王印”为目标的“夜郎考古”提出了价值目标上的修正,有利于拓展“夜郎考古”的思路。
199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1 期发表了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李锦芳、阿炳合作的《“夜郎”语源语义考》中,从地名语言和竹图腾来研究夜郎,认为“夜”是夜郎主体民族的自称,而“夜郎”即是“以竹为图腾的‘夜’(越)人”。“夜郎”的“夜”即布依族的“依”。而“郎”即壮侗语的“竹笋”记音,进一步佐证了夜郎的主体民族为贵州的布依族。同年《史志林》第3 期中刊载了云南林华的《云南昭通地区与古夜郎国》一文,认为夜郎国即黑彝国。今天的云南省昭通地区、曲靖地区部分、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地区及黔西南州、安顺地区的部分县市当属夜郎国的疆域)。
1998年8月,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 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9万字,系根据家传秘本的彝族手抄本古文献,以对译、注音、音译的方式整理和研究。全书内容分三卷,第一卷:夜郎史传,叙述彝族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史事;第二卷:夜郎在可乐,则记述了夜郎的中心在今贵州赫章可乐;第三卷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的历史。全书对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争等,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述。这是利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夜郎的第一部著作,对此前主要依据汉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夜郎中心在赫章一带、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彝族先民的论点是更有力的支撑。同时,也矫正了此前曾在部分学者中产生的夜郎古文献的研究似已穷尽的思想,展示了有关夜郎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掘的新事例和新思路。
综观五十年来贵州研究夜郎的历史,对夜郎相关的问题大体形成了以下观点和见解:
一、夜郎的时间定位
夜郎存在的时限,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大夜郎国”概念的时限,与“小夜郎国”概念的时限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古牂牁与古夜郎有直接继承关系,那么古夜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话,夜郎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以前。 如果认为夜郎只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的话,那多数人认为夜郎存在的上限,约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楚王遣将军庄蹻率兵西征,夜郎君长投降之前。夜郎的下限则是较统一的,即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为汉使陈立灭国。至于在原夜郎遗民居住的地方或夜郎国影响尚存的地方设置郡、县或以“夜郎”为地名者,至汉晋以降一直延袭至今。今贵州桐梓县原属唐贞观年间所设立的珍州夜郎郡夜郎县的故地,现仍保留有“夜郎坝”的地名。
二、夜郎的空间定位
夜郎的地域,也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具体意见有三:一是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而且有时还越出这三郡之外;二是认为战国时夜郎的范围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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