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成等等。它们在以上诸问题的研究中已有所体现。夜郎周边国家和地区，是夜郎与中央王朝联系的中介和缓冲地带。
在夜郎与周边出现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过程中，地理上的毗邻首先成为一个有利条件。秦统一中国后，给本已存在的夜郎境内，或通过夜郎向外的民族间、地区间的民间自发交流添加了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开拓疆土、扩充权力的助力，既对夜郎及其周边产生积极影响，也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夜郎在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起了以下积极作用：首先，由于夜郎在西南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好夜郎或臣服夜郎便成了中央政权扩大对西南夷统治的重要环节。而夜郎的和平内属，则有利于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夜郎在汉王朝平定南越奴隶主割据势力的反叛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第三，夜郎在西南经济文化交流中既是楚、巴、蜀、滇等的市场，也是它们向外交往的中介。第四，夜郎在秦、汉王朝对南亚、西亚的交往中起过一定作用，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必经过夜郎。第五，汉武帝通夜郎后实行的“以故俗治”的一系列政治，一直对后代产生影响，开唐代以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之先河。
 
八、夜郎文化
 
    50年来贵州的夜郎研究，有一个从侧重于时空考订，政治、经济、民族单项或多项研究向文化综合研究倾斜的过程。“夜郎文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已提出。研究者一致认为，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结果。80年代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习俗的查考，与夜郎直接相关的“牂牁”一词和“竹王”，二者均为生殖崇拜或由此演化而成的祖先崇拜。此外夜郎习俗中明显地存在鸡卜和猎头食人表现的鬼灵崇拜。夜郎人的居处有巢居、山处，“干栏”这种夜郎的主要居室建筑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布依、侗、水等族的居民建筑。夜郎人习水用舟。在饮食方面，捣食稻谷，有众多烹煮饮食的铜、陶、木炊具。食无筷、勺，用手直接抓食食物，有鼻饮之习，且喜食犬肉。夜郎人的典型服饰是“椎髻”、“文身”、“裸身跣足”，或穿桶裙、贯头衣。夜郎人头上、颈上、手上、衣上均有饰物，与同时期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人们相似。有“拨牙”、“凿牙”的习惯，谓之“打牙”。夜郎在丧葬上，有岩葬、竖棺葬、铜鼓葬、铜棺葬等葬式。生育习俗上有水生之习，即“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又有“产翁”之俗，为了确定父亲和子女的血统，父亲用假分娩的行为来否定母亲和子女的血统。这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一种风俗。婚俗上有“长住娘家”、“妻方居住”的入赘习俗和流行姑舅表婚。夜郎人“喜讴歌”，善“奏铜鼓”。夜郎及瓯骆越人均无姓氏。以上习俗，是就夜郎族属为百越濮、僚而言。而认为夜郎主体民族为彝族先民者，其文化自与彝族先民相仿佛。总之，在夜郎文化研究中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夜郎文化中已经渗入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然，它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来，贵州及周边省区学者对夜郎的研究，订正了文献记载中的虚妄不实和相互牴牾，开始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为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基础。在近20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三：
    其一、夜郎研究不仅要继续发掘和研究汉族文献，更应重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发掘与研究。
    其二、夜郎考古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能否挖出夜郎王印，而在于以足够的遗址、遗物来印证文献或口碑资料，建构足以支撑“夜郎文化”的地域基础和实物基础。
    其三、夜郎研究是需要多省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要史学研究课题。50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古夜郎所在地及其周边的黔、滇、川、湘、桂五省区及重庆市的专家学者协作攻关，是解开夜郎历史之谜的客观要求。
夜郎及其对它的研究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价值，既体现在弄清楚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事中，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总结两千多年来它的影响的持续不断和人们对它历久不衰的关注，更体现在今天如何去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财富。循着这一思路坚持下去，21世纪的夜郎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