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艺社会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一种构想(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代理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经验的"和"理论的"两大流派，其实表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的分化与对立。如果把"技术"，理解为支持的是工具－目的合理性，指的是当社会行为的规范化目标确立之后，为获得特定结果对最优工具所做的合理化选择（哈贝马斯）；或者如吉姆·麦克奎甘所言：所有批判性知识的可能性，都由于对"处方性知识"的需要而被放弃。而把"批判"，理解为吉姆·麦克奎甘所言的：这是一种学术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使其工作本身所发生的语境与任何直接的实践的结果相分离。或者说，他们在一种语境下可能的批判性反思机会的获得，是以丧失任何直接的实践有效性为代价的。那么，在"技术的"和"批判的"两大学派之外，我们还应该建立第三种学派：融"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因素与性质为一体的学派。70年代初，尤·H·达维多夫在为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文艺社会学》词条即指出：在"基础理论性的"研究和"实证应用性"的结合中，有可能产生出"第三种流派"。对于这一学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的"。所谓"实践的"，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的辩证综合。钱中文先生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应该成为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托尼·本尼特在论述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所使用的三个概念："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我们可以借过来命名文艺社会学这三大流派，并进而确立重建的第三条路径与方法。
就当下而言，面对现代高科技的复制技术、媒介技术、网络技术对艺术家、艺术生产、艺术消费方式和过程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制品的大举入侵与倾销，无论是立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角度，如何加快发展我国的文艺／文化产业，都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重大意义。而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市场、文艺体制、文艺机制、文艺政策，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等诸多领域，正是"实践的"文艺社会学的用武之地，具有极其广阔的学术前景。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代理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经验的"和"理论的"两大流派，其实表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的分化与对立。如果把"技术"，理解为支持的是工具－目的合理性，指的是当社会行为的规范化目标确立之后，为获得特定结果对最优工具所做的合理化选择（哈贝马斯）；或者如吉姆·麦克奎甘所言：所有批判性知识的可能性，都由于对"处方性知识"的需要而被放弃。而把"批判"，理解为吉姆·麦克奎甘所言的：这是一种学术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使其工作本身所发生的语境与任何直接的实践的结果相分离。或者说，他们在一种语境下可能的批判性反思机会的获得，是以丧失任何直接的实践有效性为代价的。那么，在"技术的"和"批判的"两大学派之外，我们还应该建立第三种学派：融"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因素与性质为一体的学派。70年代初，尤·H·达维多夫在为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文艺社会学》词条即指出：在"基础理论性的"研究和"实证应用性"的结合中，有可能产生出"第三种流派"。对于这一学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的"。所谓"实践的"，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的辩证综合。钱中文先生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应该成为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托尼·本尼特在论述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所使用的三个概念："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我们可以借过来命名文艺社会学这三大流派，并进而确立重建的第三条路径与方法。
就当下而言，面对现代高科技的复制技术、媒介技术、网络技术对艺术家、艺术生产、艺术消费方式和过程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制品的大举入侵与倾销，无论是立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角度，如何加快发展我国的文艺／文化产业，都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重大意义。而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市场、文艺体制、文艺机制、文艺政策，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等诸多领域，正是"实践的"文艺社会学的用武之地，具有极其广阔的学术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