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和无意识的缝合——消费社会的文化特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齐泽克认为的，意识形态不只是意识，本身就是存在，外在习俗是主体无意识的支撑物。无意识经过了精神分析的层层教诲常成为一种清醒的意识，但我们假装不知，文学艺术的反抗功能何在？文学艺术已经散失无意识式的反抗，也不是浮于意识层面的政治宣传，市场介入后，文艺成了一种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体，它的位置十分尴尬而暧昧：“它正自指着面具而前行”。
中国的庞大版图的社会景观是复杂的，在空间上交织布展着时间的景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齐泽克讨论“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显示了他的谨慎，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却是对于都市，知识分子，文化泡沫，文化工业的重要的概括。犬儒心态和文化媚俗是一致的，此时的媚俗似乎不是必定带有贬义的意味，按昆德拉说法，媚俗被译为“低劣的艺术”是误译，他说布洛赫指出：“媚俗不是什么低劣的作品，而是别的一种东西。有态度上的媚俗，行为上的媚俗。媚俗者对媚俗的需要，即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里的自己。”[6]把政治文化交给犬儒，把生活交给媚俗，一切都是镜子里的演出，幻境代替了真实。
齐泽克作为拉康理论的阐释者出现，原创性思想并不多。拉康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福科、阿尔都塞和德鲁兹等，也成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齐泽克的一些看法，在福柯，阿多诺，阿尔都塞，鲍德里亚那里也可零散看到，他更多有整合的意义，同时，齐泽克理论产生还需要这些背景：符号景观，消费社会，权力机制，力量关系等等。在齐泽克看来，在文化生活和消费社会的日常体验其实也弥漫着意识形态，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塑造我们的日常体验。在这里，齐泽克和巴特相遇了。巴特和齐泽克一样注重日常意识形态，常拿细小水珠看大海，当然，游戏人间的巴特不象齐泽克那么严肃且忧心忡忡，他优雅而微笑地望着周围的一切，却把它当成遥远的风景，他描述它，但不撕破它，他将这种意识形态审美地对待。他们的方法论可能相同，但是立场有区别，巴特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冷眼旁观，齐泽克多次参与该国的政治事务。以细节，碎片，絮语的解读方式，巴特最接近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烦忧抑或是张爱玲笔下华美长袍上的虱子，琐碎微小却又无处不在，时时啃啮着我们，而巴特的文章，就是那只时刻在人们身边跳来跳去的不安分的小虱子。也许巴特那相互指涉又相互颠覆的文风本身就彰显了意识形态的悖论，因此，巴特给我们的不只是观念上的重要意义，还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自指着面具而前行。这句话是对于《恋人絮语》“墨镜”那一节的概括，不仅是该书中弥漫的很重要的观念，不仅仅适合于巴特的艺术观，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了我们生存景观，艺术文化的概括。
如果回到面具，形式就显得重要了，看似后现代的齐泽克们其实在说明一个古老的范畴：形式/内容，感性/理性，符号/实体。当意识形态在演出中把最后演出的舞台交给形式，表明了形式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那么是否表明这成为一种必要？当虚假，幻境和形式，艺术，符号，教育，礼仪，规范，社交，面具等等站在一起时，不得不承认幻境不过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是硬币的背面，它本身就是真的存在。符号形式有时远大于内容，内容和形式有如此明显的分野吗？早在几千年前，庄子就在问自己和蝴蝶的关系了，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对人性的阴和阳和历史前行中的阴和阳的透析，是否都在证明，面具，不是外在的，而是人们内部躯体的组成，也是社会运转的必要齿轮。社会或者生活，是否就是浮士德，魔鬼是他自身存在的一部分？
三、去魅：从客体到主体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命名是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7]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在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构中，意识形态常和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是超级宗教,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意识形态“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当无意识是一个被我们有意体验为无意识的下意识时，大家都在参加化妆舞会，我们戴上面具，跳吧，唱吧，我们因为戴上了面具才能狂欢，虽然我们狂欢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戴面具。多少人知道摇头丸的害处,可他拼命摇头拒绝于是就能够摇头。意识和无意识界限模糊后，意识形态就是那个摇头丸。“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仪式性幻觉既是错觉，也是构建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方式。
于是，对意识形态关注思考有两条线索，有的关注主体有的关注客体，相对地说，马克思，福柯，阿多诺等更注重客体，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齐泽克等更注重主体。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是特定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他们认为作为客体呈现的意识形态由于笼罩着面纱使得主体看不清它，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人们可认识和消解这种扭曲的“虚假意识”，这时侧重的是外在客体的批判，但是齐泽克们把注意力从客体扳回到主体，“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犬儒理性不再是朴素的了，却成为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的一个悖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8]利益和欲望决定了一切。弗洛姆曾指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分别认识到社会领域和个人领域的虚假意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欲望，即渴望突破感觉和‘常识’骗人的‘虚幻境界’，以便达到对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对精神和物质现实的认识。这正是他们的共同之处。”[9]他们的动力和目的都是渴望揭穿这种“虚幻境界”。而如今思考的重心只能是，即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的幻象能否被揭穿？“意识形态”从以前不知情的同谋者成为现在自指着自制面具而前行的清醒的同谋者,马克思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程序难以有效。社会的症候的根源在于人的症候。因此，问题最后只有归结到人性的问题，回到主体，回到古希腊，回到柏拉图的关于洞穴的探索，
中国的庞大版图的社会景观是复杂的，在空间上交织布展着时间的景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齐泽克讨论“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显示了他的谨慎，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却是对于都市，知识分子，文化泡沫，文化工业的重要的概括。犬儒心态和文化媚俗是一致的，此时的媚俗似乎不是必定带有贬义的意味，按昆德拉说法，媚俗被译为“低劣的艺术”是误译，他说布洛赫指出：“媚俗不是什么低劣的作品，而是别的一种东西。有态度上的媚俗，行为上的媚俗。媚俗者对媚俗的需要，即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里的自己。”[6]把政治文化交给犬儒，把生活交给媚俗，一切都是镜子里的演出，幻境代替了真实。
齐泽克作为拉康理论的阐释者出现，原创性思想并不多。拉康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福科、阿尔都塞和德鲁兹等，也成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齐泽克的一些看法，在福柯，阿多诺，阿尔都塞，鲍德里亚那里也可零散看到，他更多有整合的意义，同时，齐泽克理论产生还需要这些背景：符号景观，消费社会，权力机制，力量关系等等。在齐泽克看来，在文化生活和消费社会的日常体验其实也弥漫着意识形态，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塑造我们的日常体验。在这里，齐泽克和巴特相遇了。巴特和齐泽克一样注重日常意识形态，常拿细小水珠看大海，当然，游戏人间的巴特不象齐泽克那么严肃且忧心忡忡，他优雅而微笑地望着周围的一切，却把它当成遥远的风景，他描述它，但不撕破它，他将这种意识形态审美地对待。他们的方法论可能相同，但是立场有区别，巴特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冷眼旁观，齐泽克多次参与该国的政治事务。以细节，碎片，絮语的解读方式，巴特最接近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烦忧抑或是张爱玲笔下华美长袍上的虱子，琐碎微小却又无处不在，时时啃啮着我们，而巴特的文章，就是那只时刻在人们身边跳来跳去的不安分的小虱子。也许巴特那相互指涉又相互颠覆的文风本身就彰显了意识形态的悖论，因此，巴特给我们的不只是观念上的重要意义，还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自指着面具而前行。这句话是对于《恋人絮语》“墨镜”那一节的概括，不仅是该书中弥漫的很重要的观念，不仅仅适合于巴特的艺术观，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了我们生存景观，艺术文化的概括。
如果回到面具，形式就显得重要了，看似后现代的齐泽克们其实在说明一个古老的范畴：形式/内容，感性/理性，符号/实体。当意识形态在演出中把最后演出的舞台交给形式，表明了形式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那么是否表明这成为一种必要？当虚假，幻境和形式，艺术，符号，教育，礼仪，规范，社交，面具等等站在一起时，不得不承认幻境不过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是硬币的背面，它本身就是真的存在。符号形式有时远大于内容，内容和形式有如此明显的分野吗？早在几千年前，庄子就在问自己和蝴蝶的关系了，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对人性的阴和阳和历史前行中的阴和阳的透析，是否都在证明，面具，不是外在的，而是人们内部躯体的组成，也是社会运转的必要齿轮。社会或者生活，是否就是浮士德，魔鬼是他自身存在的一部分？
三、去魅：从客体到主体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命名是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7]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在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构中，意识形态常和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是超级宗教,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意识形态“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当无意识是一个被我们有意体验为无意识的下意识时，大家都在参加化妆舞会，我们戴上面具，跳吧，唱吧，我们因为戴上了面具才能狂欢，虽然我们狂欢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戴面具。多少人知道摇头丸的害处,可他拼命摇头拒绝于是就能够摇头。意识和无意识界限模糊后，意识形态就是那个摇头丸。“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仪式性幻觉既是错觉，也是构建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方式。
于是，对意识形态关注思考有两条线索，有的关注主体有的关注客体，相对地说，马克思，福柯，阿多诺等更注重客体，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齐泽克等更注重主体。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是特定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他们认为作为客体呈现的意识形态由于笼罩着面纱使得主体看不清它，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人们可认识和消解这种扭曲的“虚假意识”，这时侧重的是外在客体的批判，但是齐泽克们把注意力从客体扳回到主体，“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犬儒理性不再是朴素的了，却成为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的一个悖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8]利益和欲望决定了一切。弗洛姆曾指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分别认识到社会领域和个人领域的虚假意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欲望，即渴望突破感觉和‘常识’骗人的‘虚幻境界’，以便达到对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对精神和物质现实的认识。这正是他们的共同之处。”[9]他们的动力和目的都是渴望揭穿这种“虚幻境界”。而如今思考的重心只能是，即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的幻象能否被揭穿？“意识形态”从以前不知情的同谋者成为现在自指着自制面具而前行的清醒的同谋者,马克思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程序难以有效。社会的症候的根源在于人的症候。因此，问题最后只有归结到人性的问题，回到主体，回到古希腊，回到柏拉图的关于洞穴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