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原初的恐惧。思考点在内部根源上回到千百年前曾反复询问的问题：我是谁？而不是社会是怎样。可最初已不见，只成为重新前行的起点，所有的关于“我是谁”的语言符号的回答都是符号间的语义重复，人们只能沉默地指着自己的躯体。同时，我们的立场已变化，丧失了走出洞穴的激情，而是自指着面具前行。同为关注主体，齐泽克们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们及后来的康德们关注的方法不同，不只是关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而多了符号幻象的思考。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正是符号的幻象。虽然，齐泽克生动阐释了晦涩难解的拉康思想，为我们观察这个生存世界提供了恰当的武器，但即便是齐泽克，也不过是社会现实机智的讽喻者，却难成为有力的抗逆者。于是，大家都成为清醒地分析者，然而也是清醒地参与者，在幻象中我们一次次逼近真实本身，却不再有马克思，马尔库塞，萨特的激情，为发现了真理而激动，知道幻象但不再穿越幻象，因为幻象本身可能就是千百年来哲人们想要找寻的问题的答案，现在形式上的答案是有了，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我们不再是找不到答案还在努力抗争的西西弗斯，也不是知道了答案后自残成为瞎子结束了生机的俄狄浦斯，而是带着墨镜的独行者，虽找不到本真的答案，却还依然存有幻象，在幻象中拥有各种迷惘，痛苦，希望和生机的可能。在韦伯所说的“去魅化”的当代社会，在信仰稀缺的消费时代，叩问人性的复杂和暧昧性成为我们探询社会症候的终点。 

注释： 
[1]：在大多数的著作里，下意识常常和无意识、潜意识同义。也有的把下意识认为是和前意识同义。本文认为借鉴齐泽克的理论，认为在内容和形式的割裂中，“下意识”是意识和无意识的缝合，是有意为之的动作，但主体却装作是无意识的行为。比如齐泽克的“下意识”里包含这种含义：“和解已经尽在咫尺，公爵的愤怒已经得到平息，他不再紧张，只是他对此一无所知而已，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也是至关重要之处——他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因为他已经下意识地知道了这一点……他的无意识知晓恰恰再一次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割裂中，喷发出来——在形式中，和解已经呈现出来，而公爵依然暴跳如雷。”（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259页）。本文重点解读的四位哲学家的四部代表作：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季广茂译；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汪耀进、武佩荣译；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二版，丹宁译；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括号内的注释为笔者所加，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5页。 
[3]：王彬彬，见《扬州日报》2003年8月14日《视觉先锋思想侏儒》，记者吴学军等报道。 
[4]、[5]、[7]、[8]：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2页，第49页，译者序言第12-13页，第40页。 
[6]：昆德拉，《七十一词》，选自《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92年版。 
[9]：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