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秋分头，棉花才好收”(川沙)。黄豆：“麦到芒种谷到秋，寒露才把豆子收”(上海)。油菜：“立夏三天扯菜籽”(上海)。蚕豆：“小满见三新”(小麦、油菜、蚕豆要收获了)。⒃

    播种、收获外，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管理也至关重要，因此也必须要注意。那么这些管理工作在什么时候进行最合适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节气与之相对应。还是先看水稻中间管理的各个环节。施肥：“处暑不浇苗(指施肥)，到老无好稻”、“处暑不放本，白露枉费心”(上海)。灌溉：“处暑勿浇苗，到老无好稻”(川沙、宝山)；“处暑里的水，谷仓里的米”(宝山)；“千车万车，不及处暑一车”(宝山)。中耕锄草：“六月田中拔棵草，冬至吃一饱”(宝山)；“大暑不耙稻，到老勿会好”(川沙)；“秋前拔稗，秋后拔坏”(宝山)；“立秋不耥稻，处暑不长稻”(川沙、宝山)。搁稻：“秋前不搁田，秋后叫懊恼”(宝山)；“秋前不干，秋后莫怨天”(宝山)；“秋前不搁田，秋后叫皇天”(上海)。麦类作物：“春肥一杓，不及腊肥一滴”(嘉定)；“小寒大寒施腊肥，油菜小麦过冬齐”(川沙)；“九九不通沟，小麦十成收”(宝山)。⒄棉花：“夏至锄三遍。胜过多施三次肥”(奉贤)；“脱花要等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奉贤)；“头时金锄头，二时银锄头，三时无用头”(上海)；“七月小暑连大暑，中耕锄草莫失时”(上海)。油菜：“小寒大寒施腊肥，油菜小麦过冬齐”(川沙)。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各种作物从播种到中间期管理再到收获都有一定的节气与之相对应，人们便可以根据这些节气来合理安排各种农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节气是固定的、必须死板的按照节气来进行各农事活动，而是应该灵活运用，正所谓“死节气，活办法”。一方面，即使对于同一种作物来说，不同的品种其各工作程序的日期也是不同的，而非整齐划一。就以水稻播种来说，如早稻“清明浸种，立夏插秧”(川沙)，中稻是“立夏种，芒种栽”(江苏)，而晚稻则是“小满种，夏至栽”(江苏)。收获也同样如此，“早稻白露收，晚稻留一留”(川沙)；“秋分割中稻”(江苏)；“寒露到，割秋稻”(指籼稻)、“霜降到，割糯稻”(川沙)。同时，由于乡间习惯，节气传统上是与阴历相对照的，因此某一节气的日期在每一年中并非是固定的，如清明就是在阴历二月与三月间摆动，而这种情况下播种也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如水稻播种：“二月清明不上前，三月清明不落后”(江苏、浙江)；“二月清明不要慌，三月清明早下秧”(江苏、浙江、上海)，就是说如果清明节落在二月份，播种就要缓一下，因为此时气温还较低，不利于播种，而如果落到三月份，此时气候已合适，因而需要抓紧农时。“四月芒种让人种，五月芒种抢来种”(松江)，亦是说得同样道理。小麦同样如此，如，“八月寒露抢着种，九月寒露想着种”(川沙)。另外，由于作物茬口不同，自然播种的日期也会不同，如棉花，“麦花立夏前，早花立夏后”(麦田里种的花叫麦花，光田里种的叫早花川沙、上海)。至于地区的不同，更是应该如此，兹不赘述。总之，对于节气应该灵活运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二十四节气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依据。解放前，在广大农村中人们是以阴历作为计时系统的，虽然民国时期，政府曾经发布命令禁止使用阴历，但这一传统并未得到改变(今天依旧如此)。阴历是根据月亮自转来规定的，而阳历则是以太阳公转为依据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年之中，阴历总是要比阳历短u天。虽然阴历通过闰月的办法弥补了这一差距，但相对应于阴历来说，在每一年中各个节气的日期则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比之下，相对应于阳历来说，各个节气的日期则是基本固定的)。基于此，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各个节气的日期来安排农事的呢?答案是传统的历书。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早就提

到过：“历本并非村民自己编排，他们只是从城镇买来一红色小册子，根据出版的历本来进行活动。他们不懂其历法的原理，他们甚至不知道历本是哪里发行或经谁批准的。因政府禁止传统历，出版这些小册子是非法的。”但这并未防止历本的普及，“在任何一家人的房屋中都可以找到这本小册子(指历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往往是家中唯一的一本书，人们通常将它放在灶神爷前面，被当作是一种护身符”。⒅別笔者本人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⒆在民国以前的苏州，这种历本有官板与私板之别，最后由理问厅署铃印而在市场上发售，“纵不识丁也买”。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由各图地保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如市价而倍之，号为送历本”，其“始行于乡村，后沿于城中”。⒇

另外，传统的历书外，一种称为春牛图的图画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乡村人家，新年粘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籍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牛图能够?示农耕早晚。凡立春在腊月中，策牛人在前，以示早也。在腊月晦，则策牛人当中，示农中也。在正月望，则策牛人在后，示农晚也”。对此，刘克庄曾有诗云：“今年台历无人寄，且就村翁壁上观。”[21]

三、物候：节气的补充

    人们以节气为主要准则来安排自己的农事活动。这样做虽然简单明了，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虽然节气主要是根据气候来划分的，能大体反映气候的变化，但是每一年中气候并非与节气完全相吻合，也就是说以节气来反映气候并非是时时准确的。各年之中，气候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一点节气不一定能如实反映出来。而各种生物的生长、发育都是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的，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后生长发育才能正常进行。因此，如果某一节气相对应的气候条件变化了，则相应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期也会有所变化，其总是能够如实反映气候变化的。因此，相较于节气而言，以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作为某项农事环节进行的标准则更为精确与安全。这种某一生物在某一阶段的生长发育的情况就是物候(当然，物候并非只有生物物候，还包括自然物候，如结冰)。于是，为了弥补节气的缺陷，人们便以物候作为补充，以求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农事活动。

    物候，就是受环境(气候、水文、土壤等)影响而出现的以年为周期的各种自然现象。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植物的发芽、开花、落叶等现象；一是候鸟、昆虫及其他动物的初鸣、终鸣、离去等现象；一是一些水文气象现象，如初霜、结冰、初雪等。[22]古人对于物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竺可桢先生认为，我国最早的物候记载，见于《诗经·豳风·七月》[23]，“五月鸣蜩”，“五月斯虫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都是对当时一些物候现象的记载。此外，《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王祯农书》等同时或后时代的著述里也都大量记载了各月中的各种物候现象。总之，人们对物候现象的认识产生的很早，并为后时代的人们所传承．就是后世作为主要农事活动参照标准的二十四节气也受到物候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某几个节气的名字中看出来，如雨水、惊蛰、小满等，都是以物候现象来命名的。

    人们掌握物候知识的目的之一在于指导农业生产，古代人民也确实很早就这样做了。[24]如西汉时期农学家氾胜之在谈到关中地区的农事活动就曾提到：耕地时对于“软土弱土”要在“杏始华荣”时，就是说在杏花盛开时把比较松软的土地耕一遍，“望杏花落”时则需要再耕一遍；禾，即谷子，“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豆类的播种，大豆要在

“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小豆则“宜葚黑时雨注种”，就是说在桑葚黑时的雨后种植。[25]东汉崔寔亦有同样记载：“是月也(阴历三月)，杏花盛，可蕾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可种*[禾+亢]稻，……桑葚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榆荚落，可种蓝”，“布谷鸣，收小蒜。”[26]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以物候指导农事活动亦有记载，如种谷：“二月三月种者为植禾，四月五月种者为穉禾，……，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27]其意思就是说，二月上旬，杨树出叶开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刻；三月上旬到清明节桃树开始开花时，是中等时令；如果到四月上旬枣树发芽、桑树落花时，就是最差的时令了。真正想要完全以物候来作为农事活动准则的则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天历》了。正如1861年洪秀全颁旨曰：“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每四十年一核对，裁定耕种便于民，立春迟早斡年定，迟减早加作典型，立春迟早看萌芽，耕种视此总无差。每年萌芽记节气，四十年对斡减加，立春迟些斡年减，早些斡加气候嘉，无迟无早念八定，永远天历颁天涯。”[28]其总体思想是以四十年之物候记录平均起来做一个标准的物候历，公行天下，以此作为农事活动的准则。只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失败，这一历法亦没能最终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