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斗争——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1]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内容简介：必须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16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18世纪以后，流民最终获得永佃权，赣南抗租风潮渐趋平息，则意味着流民开始定居和“土著”化，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清初紧张的人地关系通过把土地分割为“田皮”、“田根”而得以缓和。闽西的抗租风潮虽没有出现流民与土著的冲突，但仍可从地域社会变革和人地关系方面得到解释。我们还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普遍出现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四主的现象，更根本的原因乃是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对土地权利的必然分割，抗租风潮则是实现这种分割的具体过程。
关键词：赣南 流民 土著 地域社会 永佃
作者黄志繁，男，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33004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200433。
一、 引言
关于“永佃权”之产生，国内学者已经从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永佃权”基本被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与地主佃农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2] 但是，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地区，佃户与地主围绕“永佃权”进行的频繁激烈地斗争可能是地区自身独特性格发展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可以解释。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对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发生的佃农抗租风潮表示困惑，他强调不能单纯地从阶级斗争出发来理解其原因，而应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傅先生并据此强调闽赣毗邻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应单独进行研究。[3] 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一地区颇具特色的租佃斗争与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如卞利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解读民间文书来重新认识租佃关系，[4] 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层面的深入解析，因而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赣南地区永佃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森正夫研究此一地区租佃斗争的着眼点则在于观察闽赣边界的地域社会特征，并注意到许多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例如闽西的抗租组织“长关”与赣南的“客纲”、在城地主与在乡土豪的冲突、商业活动与乡村土豪的关系等等，[5] 但森正夫虽然指出了租佃斗争折射出来的地域社会特征，但对两者关系及地域社会的特征如何形成并未仔细探讨。此后，日本学者草野靖从较长的时期和较广的空间考察了江、闽、广交界处山田开发过程和“山寇”、“田兵”运动的特点，由此揭示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主佃对抗，是要求对租田增收再分配的地主与佃户为确立田面权（永佃权）而引起的斗争。[6] 草野靖强调从中国历史自身特征出发来研究明清租佃关系，并主张越出“租佃关系”的范畴，把视野扩展到旧中国契约关系的整体结构上，这一方法论上对于认识永佃关系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7] 但因未将其置于地域社会变革的长过程中来理解，有关阐释仍显得薄弱。
至今为止，傅衣凌先生感到困惑的“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的抗租风潮何以发生？”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释。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果频繁激烈的抗租风潮是这一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格使然，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该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格？要很好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地域社会变革角度，结合实际的租佃关系与租佃斗争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以16至18世纪的赣南山区为中心，尝试从明中期以来的地方社会变革的角度探讨租佃斗争和主佃关系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和解读明中期以来闽赣毗邻地区的租佃关系和租佃斗争。
二、 山区开发、流民活动与社会动乱
明初赣南给人的印象是“地旷人稀”，曾任石城县训导的杨士奇曾形容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8] 洪武初年安远典吏杨宵远的《薄敛疏》亦言：“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岩绝壑，即穿坑度垇，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9] 赣南“地旷人稀”状况在明中期以后逐渐改变。
明中期以后，大量原属于里甲编户的民人脱离里甲体制，逃亡各地，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流民运动，并一直持续到清初。[10] 赣南因其“地旷人稀”的生态状况，自然成为明清流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学者们已经指出，大规模的流民是明清时期赣南山区的开发的主体[11]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加剧，赣南流民活动达到高峰，特别是由于顺治年间的动乱使赣南一度极为萧条，所谓“赣南自围困以来，广逆叠犯，……死亡过半，赤地千里”。[12] 因而，朝廷和地方官有招民开垦的措施。[13] 这样又引起更多的流民进入赣南开发垦荒。经过清初流民迁入高潮，至清中期赣南流民活动基本停息。自明中期开始的几个世纪的流民活动，使赣南一改明初时的荒凉景象，至清中晚期已变得人烟稠密，户口日胜，如宁都州“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14] 州城人口多达10万。偏僻的长宁县，至光绪年间，“无地不垦，无山不种，……今户口益稠”。[15]
有必要指出，自明中期以来赣南山区活跃的流民运动，是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经济的发展，山区市场的发育同步发展，互为动力的。建立在村落增多，人烟渐密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的基础上，赣南山区市场体系渐渐发育。清代墟市数量比明代增加不少，如赣州府嘉靖年间墟市总数206，乾隆时增至281，石城、定南、龙南、长宁、信丰、雩都、会昌等县增长尤为明显。[16] 除雩都外，以上几个县基本都是与闽、粤两省相邻的边界县。
墟市数量增加和市场的繁荣，是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赣南的大庾县位于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庾岭商路的北端，该商道通过赣江支流章水，沟通赣江，从而与全国的市场体系发生了联系。[17] 赣南的瑞金——汀州、筠门岭——潮州以及散处于各县山隘的许多通道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由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18]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19] ；“谢碧，（龙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鑑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俘众多，大获功赏。鑑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20] 。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21]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志》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地。”[22] 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23] 石城县则是“主常不胜客”：“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24] 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25] 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26]
关键词：赣南 流民 土著 地域社会 永佃
作者黄志繁，男，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33004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200433。
一、 引言
关于“永佃权”之产生，国内学者已经从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永佃权”基本被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与地主佃农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2] 但是，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地区，佃户与地主围绕“永佃权”进行的频繁激烈地斗争可能是地区自身独特性格发展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可以解释。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对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发生的佃农抗租风潮表示困惑，他强调不能单纯地从阶级斗争出发来理解其原因，而应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傅先生并据此强调闽赣毗邻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应单独进行研究。[3] 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一地区颇具特色的租佃斗争与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如卞利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解读民间文书来重新认识租佃关系，[4] 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层面的深入解析，因而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赣南地区永佃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森正夫研究此一地区租佃斗争的着眼点则在于观察闽赣边界的地域社会特征，并注意到许多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例如闽西的抗租组织“长关”与赣南的“客纲”、在城地主与在乡土豪的冲突、商业活动与乡村土豪的关系等等，[5] 但森正夫虽然指出了租佃斗争折射出来的地域社会特征，但对两者关系及地域社会的特征如何形成并未仔细探讨。此后，日本学者草野靖从较长的时期和较广的空间考察了江、闽、广交界处山田开发过程和“山寇”、“田兵”运动的特点，由此揭示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主佃对抗，是要求对租田增收再分配的地主与佃户为确立田面权（永佃权）而引起的斗争。[6] 草野靖强调从中国历史自身特征出发来研究明清租佃关系，并主张越出“租佃关系”的范畴，把视野扩展到旧中国契约关系的整体结构上，这一方法论上对于认识永佃关系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7] 但因未将其置于地域社会变革的长过程中来理解，有关阐释仍显得薄弱。
至今为止，傅衣凌先生感到困惑的“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的抗租风潮何以发生？”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释。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果频繁激烈的抗租风潮是这一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格使然，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该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格？要很好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地域社会变革角度，结合实际的租佃关系与租佃斗争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以16至18世纪的赣南山区为中心，尝试从明中期以来的地方社会变革的角度探讨租佃斗争和主佃关系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和解读明中期以来闽赣毗邻地区的租佃关系和租佃斗争。
二、 山区开发、流民活动与社会动乱
明初赣南给人的印象是“地旷人稀”，曾任石城县训导的杨士奇曾形容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8] 洪武初年安远典吏杨宵远的《薄敛疏》亦言：“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岩绝壑，即穿坑度垇，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9] 赣南“地旷人稀”状况在明中期以后逐渐改变。
明中期以后，大量原属于里甲编户的民人脱离里甲体制，逃亡各地，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流民运动，并一直持续到清初。[10] 赣南因其“地旷人稀”的生态状况，自然成为明清流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学者们已经指出，大规模的流民是明清时期赣南山区的开发的主体[11]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加剧，赣南流民活动达到高峰，特别是由于顺治年间的动乱使赣南一度极为萧条，所谓“赣南自围困以来，广逆叠犯，……死亡过半，赤地千里”。[12] 因而，朝廷和地方官有招民开垦的措施。[13] 这样又引起更多的流民进入赣南开发垦荒。经过清初流民迁入高潮，至清中期赣南流民活动基本停息。自明中期开始的几个世纪的流民活动，使赣南一改明初时的荒凉景象，至清中晚期已变得人烟稠密，户口日胜，如宁都州“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14] 州城人口多达10万。偏僻的长宁县，至光绪年间，“无地不垦，无山不种，……今户口益稠”。[15]
有必要指出，自明中期以来赣南山区活跃的流民运动，是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经济的发展，山区市场的发育同步发展，互为动力的。建立在村落增多，人烟渐密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的基础上，赣南山区市场体系渐渐发育。清代墟市数量比明代增加不少，如赣州府嘉靖年间墟市总数206，乾隆时增至281，石城、定南、龙南、长宁、信丰、雩都、会昌等县增长尤为明显。[16] 除雩都外，以上几个县基本都是与闽、粤两省相邻的边界县。
墟市数量增加和市场的繁荣，是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赣南的大庾县位于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庾岭商路的北端，该商道通过赣江支流章水，沟通赣江，从而与全国的市场体系发生了联系。[17] 赣南的瑞金——汀州、筠门岭——潮州以及散处于各县山隘的许多通道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由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18]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19] ；“谢碧，（龙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鑑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俘众多，大获功赏。鑑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20] 。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21]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志》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地。”[22] 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23] 石城县则是“主常不胜客”：“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24] 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25] 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