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斗争——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1](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田兵之起，始于汀州留猪坑民黄通与石城温姓相仇杀，通思大集羽翼，乃创为较桶之说。盖汀州乡俗，以二十升为一桶，名曰租桶。及粜则以十六升为一桶，曰衙桶。通倡论：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移耕，即阳都所谓批赁。冬牲、豆粿，即阳都所谓送年鸡鸭及送年糯糍等名目。诸佃闻通言欢甚，归通恐后。通遂率数千人攻劫城邑，号田兵。”[45] 变革租佃关系能被利用作口号，得到大规模的响应，反映了当时租佃关系的紧张局面。
魏礼的《与李邑侯书》解释了受到佃户们强烈抗议的各种租佃名目。他说：“所谓桶子者，即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达例，下乡习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不为更张，计应补正斛若干，谓之桶子，非从正租外别有桶子也。所谓白水者，即批田也。佃户初至，或不能即办批田银，田主许之宽假，计银若干，岁入息三分，统俟冬收交纳，是谓白水。及既入批田银，则无白水矣。此乃田主宽通佃户之盛心，而反以为罪目乎？所谓行路者，盖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次丁收获，凡出入车晒，率是仆之任。或佃有顽欠，催取频加，屑屑道路，佃户量与酬劳，原未尝有多寡定额也。”[46] 魏礼解释的主要有“桶子”、“白水”、“行路”三种名目。“桶子”，是指宁都下乡的桶比官桶小，地主收租时要求佃户多交，和上引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说汀州田主用大桶收租同理；[47] “行路”则是田主要求佃户负担的收租脚里费用；“白水”则和“批礼银”有关，具有一定的高利贷性质。时人解释批礼银时说：“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必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48] 可见“批赁”一开始只是田主准许佃户耕种的手续，后来田主才加上手续费“批礼银”。宁都的租佃名目繁多，还有“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移耕”即魏礼所讲批田银，至于“冬牲、豆粿、送仓诸例”，“送仓”大约等同于“行路”，即要求佃户送租，如不送，则多交租，“冬牲、豆粿”则“佃户于出新时，或于年节致送一二”。
如此繁多的租佃名目，显然都是田主附加上去的，佃户想革去似也合情合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附加项目，而田主魏礼又认为合情合理，不可革去？这个问题必须从明以来赣南的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变动等方面综合考虑。
四、 “批赁权”与“永佃权”的矛盾
前已论述，明中期至清初，赣南山区的开发和流民活动几乎同步发展，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赣南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过程带来两方面后果：第一，人口的增加引起人口土地比例的变化。明中期以来，赣南一直是人口迁入区，但历经数百年的人口迁入，赣南在清初已成了人口外迁区。[49] 与此相应，赣南人地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50] 清初雩都土著所说“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51] 即是这个过程的反映。这就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乾隆初年信丰县民王道明在供状中就说到“如今民多田少，田价比往年贵了好几倍”，[52] 从中可见清初赣南人地关系紧张的状况。第二，经济作物种植更加普遍。闽粤流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在明代主要是蓝靛，在清代则有烟叶、甘蔗、花生和经济林木等。加上赣南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可以借助赣江—大庾岭商道沟通南北，还与闽粤赣湘等省有密切的商品交流，流民种植经济作物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53]
赣南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影响到土地租佃关系。魏礼的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明代流民是以亲缘方式组织起来佃种土地的。“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祖里”，表明流民佃种土地，依靠的是亲缘关系。“至子孙十余世”，甚至“有明数百年来，主佃乐康，各享饶给，祖父之籍可覆按也”，这就很容易形成永佃关系，即因为一块土地长期由同一家族耕种，这个家族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视佃种这块土地为自己家族的权利；即使不是以家族方式来佃耕，也是依靠同乡的方式来佃耕土地的，同样容易导致永佃关系。赣南佃耕者多为闽广地区人，魏礼已指出，宁都佃耕的大多来自闽西附近。赣县、兴国等地则是“闽广流人”居多，康熙八年，“赣属赣兴二邑，兵燹流亡，荒田独多”，在此安插的军士，“召募闽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54] 这些具有相同血缘和乡缘的佃耕者之间很容易因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各种组织，前已申论赣南佃户反抗田主已出现了诸如“客纲”、“集贤会”之类主要以闽、广之人为主的组织。这些组织扎根于乡土，并非一朝一夕能形成，必然和起初他们来赣佃耕的方式有关，所谓“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即是当时情况写照。[55] 这样，在亲属和同乡之间利益趋同，“绳绳相引”佃耕土地，私相传授必然不可避免，久之，就容易形成“永佃权”。
其二，佃耕土地者一方面可能因田租便宜土地广阔而获利，另一方面可因转让土地的佃权而致富。恰如魏礼所述：“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招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由此可以看出， 宁都“闽佃”不仅可以通过佃耕土地而致富，而且，随着土地的升值，佃耕权的转让（即所谓“顶”）也可获得重金。“且旧佃既挟富厚而归，新佃乃复费重资与顶耕，以自买灾害，绳绳相引，至于今不绝”，[56] 这段话清楚表明，佃户可通过转让佃权而获利，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很常见。“顶”即让人顶替自己耕种意思，每“顶”一次，自然会使“顶费”提高一次，这就导致了田皮和田骨的分离，田皮价格高于田骨，“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价时或高于田骨。”[57] 通过佃权转让可以获得利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土地在逐渐升值。前引《条覆乡例佃弊》亦言：“后遂成额，及太平日久，佃人坐享厚利，遂有攒求田主发批为垦者矣。久之则有揭本求批，而给其原佃些须银两，成顶退例者矣。”正是这种历经数百年之久形成的佃户私下“顶退”之惯例在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升值的背景下使土地所有者——田主逐渐不满。
明清经济作物的种植使佃耕获利较多。魏礼文中即有“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杂种”可能是杂粮或经济作物。瑞金佃户的收入颇丰：“瑞邑之田价重租轻，大约佃户所获三倍于田主，又有晚造、豆、麦、油菜及种芋与薯、烟、姜、菜之利，例不收租。”[58] 南康县康熙年间的糖蔗种植，“岁煎糖可若干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皆由里人利其重租不肯易业”；[59] 雩都的“闽人”也大种甘蔗，“然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60] 所以，魏礼说“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还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61]
田主的土地收益则相对减少。首先，一条鞭法后，赋役征派对象逐渐过渡到土地，作为土地拥有者的田主，负担着各种赋役。正如魏礼《与李邑侯书》中所说的：“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又有里长、经催逐年工食之费，五年丁册、十年粮册之费，又有火耗、解费、耗米、水脚之费”。其次，中国遗产继承传统的诸子均分制，使大地产很容易被分割成小块。北村敬直以宁都魏氏为例，分析了地主“析产”造成的土地细化，魏礼之父魏兆凤原本有3200石租田，经过三次分割，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其曾孙辈只剩下每人约150石的规模。[62] 再次，土著种植经济作物较少，前引《南康县志》和《雩都县志》说“种之者皆闽人”即可见种植者较少土著，瑞金也是“土著之人，为土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63] 。田主作为土
魏礼的《与李邑侯书》解释了受到佃户们强烈抗议的各种租佃名目。他说：“所谓桶子者，即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达例，下乡习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不为更张，计应补正斛若干，谓之桶子，非从正租外别有桶子也。所谓白水者，即批田也。佃户初至，或不能即办批田银，田主许之宽假，计银若干，岁入息三分，统俟冬收交纳，是谓白水。及既入批田银，则无白水矣。此乃田主宽通佃户之盛心，而反以为罪目乎？所谓行路者，盖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次丁收获，凡出入车晒，率是仆之任。或佃有顽欠，催取频加，屑屑道路，佃户量与酬劳，原未尝有多寡定额也。”[46] 魏礼解释的主要有“桶子”、“白水”、“行路”三种名目。“桶子”，是指宁都下乡的桶比官桶小，地主收租时要求佃户多交，和上引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说汀州田主用大桶收租同理；[47] “行路”则是田主要求佃户负担的收租脚里费用；“白水”则和“批礼银”有关，具有一定的高利贷性质。时人解释批礼银时说：“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必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48] 可见“批赁”一开始只是田主准许佃户耕种的手续，后来田主才加上手续费“批礼银”。宁都的租佃名目繁多，还有“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移耕”即魏礼所讲批田银，至于“冬牲、豆粿、送仓诸例”，“送仓”大约等同于“行路”，即要求佃户送租，如不送，则多交租，“冬牲、豆粿”则“佃户于出新时，或于年节致送一二”。
如此繁多的租佃名目，显然都是田主附加上去的，佃户想革去似也合情合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附加项目，而田主魏礼又认为合情合理，不可革去？这个问题必须从明以来赣南的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变动等方面综合考虑。
四、 “批赁权”与“永佃权”的矛盾
前已论述，明中期至清初，赣南山区的开发和流民活动几乎同步发展，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赣南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过程带来两方面后果：第一，人口的增加引起人口土地比例的变化。明中期以来，赣南一直是人口迁入区，但历经数百年的人口迁入，赣南在清初已成了人口外迁区。[49] 与此相应，赣南人地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50] 清初雩都土著所说“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51] 即是这个过程的反映。这就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乾隆初年信丰县民王道明在供状中就说到“如今民多田少，田价比往年贵了好几倍”，[52] 从中可见清初赣南人地关系紧张的状况。第二，经济作物种植更加普遍。闽粤流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在明代主要是蓝靛，在清代则有烟叶、甘蔗、花生和经济林木等。加上赣南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可以借助赣江—大庾岭商道沟通南北，还与闽粤赣湘等省有密切的商品交流，流民种植经济作物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53]
赣南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影响到土地租佃关系。魏礼的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明代流民是以亲缘方式组织起来佃种土地的。“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祖里”，表明流民佃种土地，依靠的是亲缘关系。“至子孙十余世”，甚至“有明数百年来，主佃乐康，各享饶给，祖父之籍可覆按也”，这就很容易形成永佃关系，即因为一块土地长期由同一家族耕种，这个家族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视佃种这块土地为自己家族的权利；即使不是以家族方式来佃耕，也是依靠同乡的方式来佃耕土地的，同样容易导致永佃关系。赣南佃耕者多为闽广地区人，魏礼已指出，宁都佃耕的大多来自闽西附近。赣县、兴国等地则是“闽广流人”居多，康熙八年，“赣属赣兴二邑，兵燹流亡，荒田独多”，在此安插的军士，“召募闽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54] 这些具有相同血缘和乡缘的佃耕者之间很容易因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各种组织，前已申论赣南佃户反抗田主已出现了诸如“客纲”、“集贤会”之类主要以闽、广之人为主的组织。这些组织扎根于乡土，并非一朝一夕能形成，必然和起初他们来赣佃耕的方式有关，所谓“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即是当时情况写照。[55] 这样，在亲属和同乡之间利益趋同，“绳绳相引”佃耕土地，私相传授必然不可避免，久之，就容易形成“永佃权”。
其二，佃耕土地者一方面可能因田租便宜土地广阔而获利，另一方面可因转让土地的佃权而致富。恰如魏礼所述：“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招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由此可以看出， 宁都“闽佃”不仅可以通过佃耕土地而致富，而且，随着土地的升值，佃耕权的转让（即所谓“顶”）也可获得重金。“且旧佃既挟富厚而归，新佃乃复费重资与顶耕，以自买灾害，绳绳相引，至于今不绝”，[56] 这段话清楚表明，佃户可通过转让佃权而获利，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很常见。“顶”即让人顶替自己耕种意思，每“顶”一次，自然会使“顶费”提高一次，这就导致了田皮和田骨的分离，田皮价格高于田骨，“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价时或高于田骨。”[57] 通过佃权转让可以获得利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土地在逐渐升值。前引《条覆乡例佃弊》亦言：“后遂成额，及太平日久，佃人坐享厚利，遂有攒求田主发批为垦者矣。久之则有揭本求批，而给其原佃些须银两，成顶退例者矣。”正是这种历经数百年之久形成的佃户私下“顶退”之惯例在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升值的背景下使土地所有者——田主逐渐不满。
明清经济作物的种植使佃耕获利较多。魏礼文中即有“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杂种”可能是杂粮或经济作物。瑞金佃户的收入颇丰：“瑞邑之田价重租轻，大约佃户所获三倍于田主，又有晚造、豆、麦、油菜及种芋与薯、烟、姜、菜之利，例不收租。”[58] 南康县康熙年间的糖蔗种植，“岁煎糖可若干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皆由里人利其重租不肯易业”；[59] 雩都的“闽人”也大种甘蔗，“然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60] 所以，魏礼说“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还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61]
田主的土地收益则相对减少。首先，一条鞭法后，赋役征派对象逐渐过渡到土地，作为土地拥有者的田主，负担着各种赋役。正如魏礼《与李邑侯书》中所说的：“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又有里长、经催逐年工食之费，五年丁册、十年粮册之费，又有火耗、解费、耗米、水脚之费”。其次，中国遗产继承传统的诸子均分制，使大地产很容易被分割成小块。北村敬直以宁都魏氏为例，分析了地主“析产”造成的土地细化，魏礼之父魏兆凤原本有3200石租田，经过三次分割，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其曾孙辈只剩下每人约150石的规模。[62] 再次，土著种植经济作物较少，前引《南康县志》和《雩都县志》说“种之者皆闽人”即可见种植者较少土著，瑞金也是“土著之人，为土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63] 。田主作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