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斗争——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1](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与此相应，赣南的主佃关系也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三、 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作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27] 可见，明初赣南“地旷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28] 海瑞在著名的《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29] 可见，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明万历年间已较普遍。除了赣中一带的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回忆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30]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
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了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31] 相对开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32] 明末清初一些地方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佃耕作，尚须帮以牛租禾种，此时岂有顶退哉？山庄之田荒久无耕，渐渐召人开垦，不拘阔狭，随意交租，以为输纳之助”。[33]
由于明代土著始终保持着对土地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明中后期，赣南的主佃关系基本上仍可以说是主从佃附，田主并有欺压佃户的情况，田主的优势地位也使主佃关系基本维持了比较和平的局面。随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加剧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原来比较稳定的主佃关系开始了根本的逆转，其具体表现乃是以宁都、石城、瑞金、兴国、雩都等地为中心的租佃斗争此起彼伏，难以平息。[34]
早在明末清初，所谓“闽、广之人”就已在赣南进行抗租斗争。道光《石城县志》载曰：“顺治二年乙酉九月，石马下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本邑旧例，每租一石收耗折一斗，名为桶面。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号田兵。凡佃为之愚弄响应。初辖除桶面，后正租止纳七八，强悍霸佃，稍有忤其议者。径掳入城中。邑大户土著为多，万乾恐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城外及上水乡村毁几烬，巡检署俱毁。”[35] 瑞金县也受石城影响，掀起“田兵”运动：“顺治三年春，瑞金贼何志源、沈士昌纠众作乱，号田兵。”[36] 康熙十三年的“甲寅之乱”，“田贼”又乘机而起，导致赣南一度荒凉。以宁都为例，乾隆《宁都县志》记曰：“国朝顺治五年三月戊子，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城。……康熙十三年甲寅，曾若千通叛逆，自署总兵，领众数千攻宁城。……，宁人散居山砦，城内萧条。……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耕，聚党竟至猖獗。康熙戊辰间，李矮、李满、王焕英等恃众抗租，田主莫敢谁何，遂据砦行劫。贡生彭荣仁、邓珣，武举曾先定相继鸣官，邑令李聘袒护。”[37]
上引文中提及的康熙戊辰年（1688）发生的抗租斗争过程中，知县袒护佃户，宁都土著名流魏礼写信给知县申论田贼作乱之危害，这封信即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的《与李邑侯书》。在这封信中，魏礼提出“田贼”问题的严重性：“今宁都大害，首在田贼。……夫田贼火人之居，淫人妻女，妄斩刈人，杀越人于货，絷人索赎。”[38] 信中的“田贼”就是抗租的佃农，魏礼认为，“田贼”乃“阳都大害”，在宁都境内无恶不作，对土著构成极大威胁。
清初赣南“田兵”起事有二个方面是值得注意。其一，田兵主要由闽粤籍流民组成，且根据地缘和业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例如“客纲”、“集贤会”等，形成当时社会的一大力量。[39] 正因为其力量难以忽视，石城的吴万乾才“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40] 即使佃户没有形成客纲这样的组织，也容易因倡乱者鼓动而形成与“田主”对立的集团，例如石城吴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凡佃为之愚弄响应”。事实上，田主最担心的就是佃户结党起来反抗田主，“夫二十五都之忧，不在抗租而在结党，何则？抗欠之害不过一人一家，犹有控宪究治清楚。……又其甚者，立关会以神其聚散，设条禁以抗其田主。而按户派掠，借名公费，实则为取利肥家之计，而地方田主遂大受辖制矣。”[41] 森正夫认为，江西三县（即宁都、瑞金、石城）的移住民（即流民）大部分是佃户，亦有一部分非农民，他们具有较广泛的知识，组成“客纲”这样的民间组织。“客纲”和“寇”“贼”集团有密切联系，在土著社会秩序（即由王朝政府支持的，由乡绅士大夫统率的秩序）外存在。[42] 但是，由于明清鼎革之时，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真空，因而流民有可能与官府勾结在一起，打击土著。例如，瑞金县“田兵”知县“刘翼利其赂而主之”，“总兵周之蕃”“悉徇田贼所欲，竖碑县门，勒以为例”，乃是瑞金流民一度争取到官府支持的表现；[43] 魏礼之所以写信给“李邑侯”，也正是因为宁都知县支持了“田贼”的要求。因此，与其说流民集团是在官府和士大夫控制的秩序外存在，毋宁说流民与土著共处于同一地域社会，已形成对土著地位构成挑战的社会集团。
其二，田兵的发起者都以“均佃”、“除桶面”等变革租佃关系的口号来号召佃农。如“瑞金贼”何志源等人倡乱，何志源自己不是佃户，而是“皂隶”，同时起事的还有“应捕张胜，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他们的口号是“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一时之间响应者众，“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贴’，以数万计。”[44]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认为，田兵起源于与赣南临近的福建汀州黄通的“较桶之说”：“按
三、 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作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27] 可见，明初赣南“地旷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28] 海瑞在著名的《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29] 可见，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明万历年间已较普遍。除了赣中一带的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回忆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30]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
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了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31] 相对开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32] 明末清初一些地方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佃耕作，尚须帮以牛租禾种，此时岂有顶退哉？山庄之田荒久无耕，渐渐召人开垦，不拘阔狭，随意交租，以为输纳之助”。[33]
由于明代土著始终保持着对土地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明中后期，赣南的主佃关系基本上仍可以说是主从佃附，田主并有欺压佃户的情况，田主的优势地位也使主佃关系基本维持了比较和平的局面。随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加剧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原来比较稳定的主佃关系开始了根本的逆转，其具体表现乃是以宁都、石城、瑞金、兴国、雩都等地为中心的租佃斗争此起彼伏，难以平息。[34]
早在明末清初，所谓“闽、广之人”就已在赣南进行抗租斗争。道光《石城县志》载曰：“顺治二年乙酉九月，石马下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本邑旧例，每租一石收耗折一斗，名为桶面。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号田兵。凡佃为之愚弄响应。初辖除桶面，后正租止纳七八，强悍霸佃，稍有忤其议者。径掳入城中。邑大户土著为多，万乾恐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城外及上水乡村毁几烬，巡检署俱毁。”[35] 瑞金县也受石城影响，掀起“田兵”运动：“顺治三年春，瑞金贼何志源、沈士昌纠众作乱，号田兵。”[36] 康熙十三年的“甲寅之乱”，“田贼”又乘机而起，导致赣南一度荒凉。以宁都为例，乾隆《宁都县志》记曰：“国朝顺治五年三月戊子，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城。……康熙十三年甲寅，曾若千通叛逆，自署总兵，领众数千攻宁城。……，宁人散居山砦，城内萧条。……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耕，聚党竟至猖獗。康熙戊辰间，李矮、李满、王焕英等恃众抗租，田主莫敢谁何，遂据砦行劫。贡生彭荣仁、邓珣，武举曾先定相继鸣官，邑令李聘袒护。”[37]
上引文中提及的康熙戊辰年（1688）发生的抗租斗争过程中，知县袒护佃户，宁都土著名流魏礼写信给知县申论田贼作乱之危害，这封信即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的《与李邑侯书》。在这封信中，魏礼提出“田贼”问题的严重性：“今宁都大害，首在田贼。……夫田贼火人之居，淫人妻女，妄斩刈人，杀越人于货，絷人索赎。”[38] 信中的“田贼”就是抗租的佃农，魏礼认为，“田贼”乃“阳都大害”，在宁都境内无恶不作，对土著构成极大威胁。
清初赣南“田兵”起事有二个方面是值得注意。其一，田兵主要由闽粤籍流民组成，且根据地缘和业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例如“客纲”、“集贤会”等，形成当时社会的一大力量。[39] 正因为其力量难以忽视，石城的吴万乾才“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40] 即使佃户没有形成客纲这样的组织，也容易因倡乱者鼓动而形成与“田主”对立的集团，例如石城吴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凡佃为之愚弄响应”。事实上，田主最担心的就是佃户结党起来反抗田主，“夫二十五都之忧，不在抗租而在结党，何则？抗欠之害不过一人一家，犹有控宪究治清楚。……又其甚者，立关会以神其聚散，设条禁以抗其田主。而按户派掠，借名公费，实则为取利肥家之计，而地方田主遂大受辖制矣。”[41] 森正夫认为，江西三县（即宁都、瑞金、石城）的移住民（即流民）大部分是佃户，亦有一部分非农民，他们具有较广泛的知识，组成“客纲”这样的民间组织。“客纲”和“寇”“贼”集团有密切联系，在土著社会秩序（即由王朝政府支持的，由乡绅士大夫统率的秩序）外存在。[42] 但是，由于明清鼎革之时，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真空，因而流民有可能与官府勾结在一起，打击土著。例如，瑞金县“田兵”知县“刘翼利其赂而主之”，“总兵周之蕃”“悉徇田贼所欲，竖碑县门，勒以为例”，乃是瑞金流民一度争取到官府支持的表现；[43] 魏礼之所以写信给“李邑侯”，也正是因为宁都知县支持了“田贼”的要求。因此，与其说流民集团是在官府和士大夫控制的秩序外存在，毋宁说流民与土著共处于同一地域社会，已形成对土著地位构成挑战的社会集团。
其二，田兵的发起者都以“均佃”、“除桶面”等变革租佃关系的口号来号召佃农。如“瑞金贼”何志源等人倡乱，何志源自己不是佃户，而是“皂隶”，同时起事的还有“应捕张胜，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他们的口号是“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一时之间响应者众，“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贴’，以数万计。”[44]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认为，田兵起源于与赣南临近的福建汀州黄通的“较桶之说”：“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