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２页。）关于闽广佃户的组织，亦可参见傅衣凌前引文。
[41] 《璜溪中壩重订世传•条覆乡例佃弊》（不分卷），乾隆四十六年本，宁都县博物馆馆藏。
[42] 森正夫前引文第（三）部分。
[43]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志》。
[44]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未》，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31之3，《艺文》。
[45]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志》。
[46] 魏礼：《与李邑侯书》。
[47] 瑞金亦然，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引《瑞金县志》曰：“瑞所用官桶，较官桶差小，（瑞桶，每桶三斗六升，三桶为一石，合之得十斗八升，较之官桶虽多八升，但乡斗止八升三合，计每石实少一斗七升，加以所余八升作六升六合，实应补官桶一斗零四升），应补正桶若干，谓之桶子。
[48] 乾隆《江西宁都仁义横塘塍茶亭内碑记》，《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20年）第1册，页423-425。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83页，中华书局1979年。
[49]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86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50] 关于清代赣南人地关系紧张的具体论证，参考拙文：《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51] 宋启传：《策对》，同治《雩都县志》卷13，《艺文》。
[52] 刑科题本，乾隆时江西巡抚陈宏谋题。转引自卞利：《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第48页。
[53] 前引拙文《大庾岭商路·边缘市场·内陆市场》。
[54] 康熙《潋水志林》卷14，《兵寇》。
[55]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未》。
[56] 以上引文俱见魏礼：《与李邑侯书》。
[57] 同治《雩都县志》卷5，《风俗》。
[58]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
[59] 康熙《南康县志》卷3，《舆地•土产》。
[60] 康熙《雩都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
[61] 魏礼：《与李邑侯书》。
[62] 北村敬直：《魏氏三兄弟とその时代》，《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8—153页，京都：朋友书店1972年。
[63]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未》。
[64] 草野靖认为是田主要求对土地收益再分配。参见前引草野靖文。
[65] 《璜溪中壩重订世传•条覆乡例佃弊》（不分卷）。
[66] 魏礼：《与李邑侯书》。
[67]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未》。
[68] 魏世效：《恭跋析产后序》，《魏昭士文集》卷5，《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易堂本。
[69] 《璜溪中壩重订世传•条覆乡例佃弊》（不分卷）。
[70] 乾隆《江西宁都仁义横塘塍茶亭内碑记》，《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20年）第1册，页423-425。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83页，中华书局1979年。
[71] David.Faure & Helen.Siu: Down to Ear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6.
[72] 参看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性质》，《清史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以及卞利：《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中的相关讨论。关于永佃权与一田二主法理上的关系，杨国祯先生进行了清晰地论证，梁治平则从法律角度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重新界定，参考前引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和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二书。
[73] 并未根本解决，其斗争的隐患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埋下了伏笔。
[74] 刘永华通过研究17-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斗争，从考察闽西的不在地主入手，认为闽西的社会结构分化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使边缘区乡民加强了横向的（阶级）联系，共享一整套乡民文化，抗租斗争即表现了他们共有的阶级意识和乡民文化，反映了其“道义的小农”的风貌。见所著《17至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