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地方，恰恰是变化了地方。新型知识技能的收益期比传统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 
    第三，知识技能的获益能力大大增强。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时代度过的，我脑子里的“资本家”形象，是巴尔扎克的小说给塑造的：就是没有多少文化、做梦都是发财、擅于算计钻营、还吝啬抠门、临死都舍不得点两根灯心草的那种人。现在上大街，满眼都是“私有企业主”了，不过他们的形象，还在建构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主第一批主要来源于进城农民、城市待业人员和个体户，第二批主要来源于国有单位“下海”的人员，第三批主要来源于转制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以及工人，第四批主要来源于投资创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据调查统计，目前的私营企业主中，有43.4%来源于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17.4%来源于个体户，14.2%来源于工业和服务业工人，10.5%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9.3%来源于农民，还有5.2%来源于其他职业人员。现在的博士、硕士下海创业经商，成了一种时尚，还美其名曰当个现代的“知本家”，影响的那些从底层成长起的“资本家”，也千方百计地去弄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或正牌大学的野鸡文凭。但不管怎么说，知识技能日益成为一种地位和品位的象征符号。

   生活的圈子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圈子，是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的一个挑战。因为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如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行为取向或共同的消费品位等等。但在现实中，传统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有时可能更多地受其生活圈子的影响，而不是受人们为其划定的社会阶层的影响。 
    我们生活的社会，实际上也是由各种社会圈子构成。如衡量个人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生活半径的大小。一个传统的农民，可能一生的生活半径也就是方圆几十公里，一生交往的人数就是几百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每一项进步，都在扩展着生活半径。互联网的产生，把世界变成一个“村落”，饭后到街坊邻居家聊天，被E-Mail通讯和网上的聊天室取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可以被更新，但无法被消除。一些表面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人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平地起高楼，但却很难在废墟上构建历史。现实社会的生活网络，除了阶级阶层和地位群体之外，还有各种社会圈子，如血缘圈、亲缘圈、姻缘圈、宗缘圈、地缘圈、族缘圈、义缘圈、语缘圈、单位业缘圈、教缘圈等等。这些社会圈子，互相交叉叠垒，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观念取向。有时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的行为和观念的差异，远比阶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社会学近些年来对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进城民工的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下岗职工比进城民工生活在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网络中，但在求职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同样也是主要依赖亲友网络的帮助。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城民工，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四川、湖南、江西等省的一些偏僻乡村，往往是几个年轻人出来闯世界，最后通过亲友网络带出了一村人。传统的社会圈子，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打破着各种传统的社会圈子，但在现实中各种社会圈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我有一个课题在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城中村”，这种都市里的村庄的住宅都是由7-8层的楼房组成，原村民几百人，但现在居住了几万人，在这样的社区中，“有村籍者”和“无村籍者”之间的区分，似乎远比按其他标准进行的区分更加根本。 
    现代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了，同一阶级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差异，所以社会分层理论也要完善和发展，不能排斥按其他方法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社会整合与社会公正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转变时期，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致化和现代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处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动很大，新的社会分层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很多社会阶层都出现过渡性特征，阶层意识的变化也很大；此外，中国发展的地域之间差异和城乡之间差异非常突出，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和农业社会的分层特征同时并存。大学里的计算机专业比的是谁设计的软件好，车间流水线上比的是谁的技术好，乡村刚起步的个体户比的是谁的豆腐点的好。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目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也不同于苏东国家转变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还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增长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 
    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多样化了，社会整合的难度也明显增加了。 
    比如，过去主要依靠单位制整合社会，包括机关单位制、企业单位制、村社单位制等，几乎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单位来管理。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似乎就是脱离了正常生活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的福利保障功能逐步社会化了，后勤服务功能逐步市场化了，住房也基本自有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单位制的组织和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社区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逐步替代单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但是，有些政府部门，对什么是真正的社区，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只习惯于单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体制，而不知道如何建立有效的低成本的社区自治体制，又在试图把社区变成新的单位。 
    再比如，过去人们习惯于不管什么事，都是一种社会政策，俗称“一刀切”。为了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希望粮食增产，就要求全国的农民都保证粮食种植，结果是砍树、烧荒以增加耕地面积，种粮再不挣钱也必须种，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民，为了应付，都是象征性的种植，根本不问收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一样，重点减轻哪一部分农民的负担，社会政策要有针对性，要有国家财政的配套措施，否则要么是负担减不下来，要么是减下来后乡镇干部和乡村小学教师发不出工资。 
    现在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初始差距大不大，而是对初始差距有没有调节能力和这种差距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 
    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高高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测量的。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把GDP的增长作为增长的指标。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角度，也可以把绿色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的指标。社会公正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底层”是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中，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中国的民间，有一种关于复制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