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电视里前不久曾播放过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传统牧区的牧童：“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以后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身份体制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另一种关于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富不过三代”。这也可以被称为“家族盛衰循环定律”。对此“定律”的道德解释是，富家子弟多半是纨绔子弟，是败家子，其实这并非是普遍真实的，因为人力资本的家庭再生产假设更容易得到证实。从继承制度上对此“定律”进行解释似乎更加可信：中国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与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也与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完全不同，它不是聚集财产和权力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分散财富和权力的“兄弟分家制”。这种“兄弟分家制”的功能类似于现代国家的“遗产税”，似乎是一种国家的设计，它不允许一个家族的力量无限扩大，可以与皇权和国家抗衡。对于家族的盛衰来说，创业人去世后的“分家”，往往成为产生内隙、内讧和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在现代一些家族企业悲壮的盛衰史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定律”在起作用。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富不过三代”是特指没有官位身份的商人阶层，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身份社会为维护复制式社会流动而对精英替代的限制。 
    在过去传统的社会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都通过“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故事，隐喻地表达出来。总希望上天降一个机会，使自己不再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走出复制式的生命轮回。当梦想一再破碎，谋求变化的道路受阻，愤怒就开始积聚，因而假身“孙悟空”或“梁山泊好汉”什么的，把个天庭和现存社会秩序打个稀吧乱，倾泻心中的不平和愤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替代式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了，改变了过去那种一个人在同一个单位里，甚至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状况。过去看报纸，不管是什么领域，都是一些老面孔，你三年不看报，还能接着看，唯一有点精英替代性的，也就是体育领域。现在不同了，不仅报纸上不断报道一些新的领域，而且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特别是象竞争非常激烈、技术更新很快的信息网络产业之类的领域，如果三年不看报，精英人物全换了。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中，社会流动的增强，特别是普遍的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具有化解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重要作用。社会阶层心态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比较的参照体系，除了临近的阶层，更直接的是他们的过去。进城民工的生活景况，总体上可能并不如城市下岗职工，但他们向上流动的趋势，塑造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而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下岗职工，如果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则更容易产生对过去的怀旧和对“献了终身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不满。所以说，给人们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建立一种使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可以向上流动的机制，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希望。 
    俗话说“流水不腐”。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这种社会运行机制将使人们建立起一种信念，即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工作努力和机会选择，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这就是我们要塑造的“中国梦”。有梦想的一代，才是有希望和有未来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