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是，我把后现代主义和其他的文化范式统称为“意义状况”。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于“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积累状况”的观点。积累状况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它不像别的概念，比如说“生产方式”概念。它清楚地包含着一个时间范围。进一步说，与生产方式不同，积累状况表明在决定积累方面，人们如何消费与人们如何生产是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的。所以，积累状况把市场看得与生产所达到的程度一样重要。不过，在“意义状况”中生产的只是文化对象而已。所有的意义状况都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特殊的“文化经济”。一种特定的文化经济必然包括：（1）诸文化对象的特殊的生产关系；（2）特殊的接受（消费）条件；（3）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特定的结构；（4）文化对象得以在其中循环的一条特别路径。任何意义状况的第二部分是它的特殊的意义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我认为它的文化对象取决于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表示的意义（所指）和被指涉物（所指项）间的特殊关系。这里，能指可以是一个声音，一个图像，一个单词，或者一个陈述；所指表示一个概念或一个意思；所指项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对象，能指和所指都跟这个对象相联系。 

现代化和分化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意义状况。它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分化（差异）”。我所指的消解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与鲍德里亚的“爆聚”概念是相通的。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鲍德里亚，而是传统的社会学。使用分化概念体现的是标准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现代化思想。但是，根据韦伯著名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论著作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观点，我认为分化和现代化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我的看法是，如果现代化是一个文化分化，或者如德国分析学家所谓的“差异外显（Ausdifferenzierung）”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解分化，或者说是“差异消除（Entidifferenzierung）”的过程。 

按照以上说法，可以很方便地把现代化的过程设想为大致由“未开化的”、“宗教玄奥的”和“现代的” 

三个阶段构成。这种阶段性的划分出自于皮亚杰（Piaget），并与他的发展心理学相对应。而最初主要地而且是系统地以差异模型的观点，探讨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则是黑格尔论美学的成熟著作。下面，我并不想为这一模型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但是要为阐明这个模型提供一些例证。 

这里只是作一个最简略的概括。在未开化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宗教及其仪式的的确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后来，在泛灵论和图腾崇拜中，大自然和神灵依然是未分化的。巫师的作用是强调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差异的模糊性，而祭司的职能还没有独立和专业化。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宗教玄奥的阶段”，现代化导致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上各种宗教中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化。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在基督教中比在欧洲诸宗教中，在新教中比在天主教中，使得神灵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更重大的分化。沿着这一轨道，进一步的现代化发生在世俗文化脱离宗教文化而独立的文艺复兴时期，更表现在18世纪时期康德对文化所作的思辨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领域的划分上。文化领域的这种分化和自主化，开启了艺术上和认识论上的“现实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美学的现实主义只可能建立在下述三种前分化类型的基础上。 

（1）文化必须成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领域。美学现实主义是以“描述”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在描述中某种类型的存在必须描述另一类型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存在于未开化社会中，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却并非如此。因此，人类学家是通过符号这个方法来研究文化的，在他们那里，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并无二致。与此不同的是，当代文化和传媒研究中，关于文化统治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靠描述获得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符号与描述一起双双引入当代文化的研究中。描述与符号一样都是指称。但是，符号性指称，如言说，是内在性的，而描述性指称则是超验性的并且预设了一个先在的文化与社会的分化。 

（2）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美学与哲学思辨的分离。也就是说，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观念，绘画和文学中的描述不是“真的”运用与科学描述或科学概念同样的方式。 

（3）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独立于宗教文化的世俗文化，并且假定其构成方式采取的是艺术的形式。因此，绘画的现实主义起源于15世纪兴起的透视画法对宗教前提的摈弃。阿伯丁（Alberti ）的写实性的“世界之窗”概念是建立在二维空间描摹三维对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这个空间介于对象与眼睛之间。它运用几何透视法和比例将摹拟的对象通过二维空间聚焦于人的眼睛。二维空间几乎就是一扇“窗户”，不过这个窗户上的现实是模拟的。这样，绘画现实主义就与中世纪绘画的宗教世界观决裂了。在绘画现实主义那里，科学原则取代了中世纪绘画呆板的画法和失真的比例。现实主义绘画并不以宗教世界观的内容为依据，因为中世纪绘画所描绘的只是想象中的东西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叙事现实主义”同样依凭于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分离。最典型的叙事现实主义很可能是19世纪的小说。 

它要求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还要求事件必须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从而构成故事的起因和结果。它几乎千篇一律地总是以某种类型的心理活动为开头，而以行为活动作结尾，这些行为不是源于小说角色的性格便是源于小说角色的个人目的。在叙事现实主义作品中，各个事件不能像在情节剧中那样可以叠合，但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它们起码要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根据前面已发生的事件预测后来的结局。在叙事现实主义看来，因果关系不应当是目的论的，故事既不能是由一个外在原因引起的，也不能像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一个“内在原因”引起的。原因必须或者是时间上在先的，或者是与结果同时发生的。 

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即所谓能够或多或少提供关于现实的真实图像的观念或者思想，也是以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为基础的。它再次预设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分离，并由此背弃了关于现实的神学观念。而且它还预设了思想观念是区别于自然（和社会）的，以便使前者能够描述自然。在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领域，情况更是如此。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自然法则”的伦理思想都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抛弃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例如在托玛斯主义的思想中发现的那样），设定一种以自然或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但是，自然法则的确立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必须预设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分化，并且分别在“应当”的领域和“是”的领域内再生产自身。在这些道德规范中，神圣的“应当”不是归于自然领域就是归于理性领域，完全与现存的日常生活的世俗领域无涉。 

现代主义的自洽性 

进一步的分化和自主化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文化现代化阶段。在“现代”中，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获得了韦伯所谓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变成是自我立法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更加错误地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是“自我指涉的”。我发现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思想在此可能是来源于索绪尔的意义出自差异的观点。许多分析学家认为，符号的意义关系实际上只是语言中众多符号差异中的一项内容。索绪尔本人对这项内容的解释是相当含糊的，而现代的索绪尔主义者却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确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因为在任何语言中，语义不仅取决于诸符号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诸指称间的关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