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是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代表作，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其中心观点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此论一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震撼。褒贬不一，见仁见智。在此，我作了一个简要综述，以备研究者查考。

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论文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