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三、从合理内核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