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 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 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