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取决于相关的符号和指称规则的确立。况且，即使意义完全是由诸符号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它也不意味着符号是自我指涉的。这毋宁意味着它们对自身的外在指涉（例如指称）的能力，是由它们自身之间的差异决定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类型的“自我指涉”的例证，就是画面显得单调呆板的现代主义绘画。我们姑且承认，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合法性的继承权并不取决于它表现外部世界中某一被指涉对象的能力如何，但是，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价值的继承权也完全不取决于它表现自身的能力如何。 

在我看来，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准则。说某一领域是“自我立法”的，就是说它能够改进自己的习惯常规和评价模式。这就意味着某一领域的内在价值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的文化对象如何真正地达到这个领域自身的标准。所以，在理论领域中某个命题的价值如何，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它再现现实的程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为支持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争辩和论据。在伦理学领域中，关于实践理性的论争同样如此。在美学领域中，价值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如格林伯格（C.Greeberg）所指出的，通过存在于给定的美学内涵之中的潜势而进行的系统的创作工作本身。 

在美学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理论思辨领域（我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三分法），现代主义羽翼丰满之后便摈弃了“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与自治法则和自洽法则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由诸如本质、理性、现实和上帝之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决定的他治性法则。所以在现代性情境下，理论思辨领域和美学领域不再存在来自于“现实”的他治性法则。在伦理学领域，自然律学说和绝对命令被抛弃了。合理性论证与其说证明了康德的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理性观，不如说证明了伦理学的命题。 

在讲到“后现代化”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对现代性做两点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是关于古典社会学的起源问题。古典社会学的诞生与我刚才提到的在伦理学、美学和认识论领域中发生的变革大致同时。古典社会学家如韦伯和迪尔凯姆放弃了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理性主义伦理学，他们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选择了“社会学的” 

认识论和伦理学。这意味着道德和认识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或者说是由各种社会利益决定的。与前述现代主义伦理学和认识论在艺术上的、更多地是在哲学上的探讨不同，古典社会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它的理论命题或规范命题的正当性，而是它的来源。这些来源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自洽法则，而是诸如某个社会阶级和某个民族这样一些另外的社会存在。总之，它们不是像“本质”或“现实”之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基础主义。的确，根据韦伯和迪尔凯姆对文化的社会学阐释，伦理学和哲学思辨只是同一个“生命形式”如某种民族或某一社会阶级的构成部分，而且正因如此，才具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 

第二点是关于理性问题。有些分析者如肖斯科（C.Schorske）、贝尔（D.Bell）和弗里斯比（D.Frisby）等人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主要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现象。另一些人如哈贝马斯、阿多诺（Sdorno）和格林伯格却声称，现代主义基本上具有理性的特征。我认为，文化领域的自洽化既为非理性主义又为理性主义留下了发展空间。这就是说，他治法则的摈弃，开辟了通向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自道路。这样，在理性的自我下面显露出来的无意识本能层次的空间，既可以导向弗洛伊德式的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自我的拓殖，也可以导向尼采式的对本能的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礼赞。在绘画艺术中，消除了由现实决定的他治法则，这就既为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派，也为明显地属于理性主义的立体派和构成派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我看来，古典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主义中理性主义起点的主要部分。社会学很可能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反作用中诞生的。但是当阶级、道德心共同体、民族等这些特定范畴终于成为社会学的术语时，社会学向人们表明：它依靠理性赢得了胜利。在那些具有科学特征的新的学科理论命题中，社会学的、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是显著的。况且，认可理性的论证正是为了支持这些命题。接下来，西梅尔（C.Simmel）、迪尔凯姆、韦伯都致力于对社会秩序，以至对社会本身的合理性的探究。最后，这些理论家终于把道德与理性的社会法规相互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的消除分化 

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如果说韦伯是现代（以及作为分化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家，那么后现代范式的理论家就不是鲍德里亚，而是本杰明（W.Benjamin）。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式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它们是：（1）不同类型的文化对象——美学的、思辨的、伦理的，等等——之间的关系；（2）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它的“文化经济”。 

构成文化经济的诸因素，如文化机制、文化产品流通的方式，以及文化产品本身都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条件；（4）意义表达方式，即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所指）和符号指涉物（所指项）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使得所有这些部分产生分化，那么后现代化则意味着要对这四个部分的每一个分化予以消除。 

首先，三个主要的文化领域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治性。例如，美学领域已开始向理论思辨领域和道德政治学领域扩张。其次，用本杰明的话说，文化领域不再“奥拉蒂克”（auratic），就是说，文化不再有意地与社会相分离。这样，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部分地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高雅文化赢得了大量的受众。但这也是文化交往的一个新的内在性要素，在文化交往中，表述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第三，“文化经济”变成了对分化的消除。在文化的生产方面，那些颇受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著名作者或者消失了，或者被融入了文化产品之中，就像在80年代后期的传记小说中以及在从安德森（L.Anderson）到麦克莱恩（B.Maclean）的表演艺术中那样。在文化的消费方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差别（分化）正在消除。例如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戏剧类型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包括观众本身也成为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就是评论，它介于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正如他们对文化机制和文化对象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一样。其他的“机制”还包括那些商业性地运作的文化对象，以及在这种商业性运作过程中广告所起的作用。随着流行录像和伪装成流行歌曲的广告的出现（在80年代后期，就像在60年代初期的黑人音乐那样），使人难以说清商业运作机制到哪儿停止，文化产品又从哪儿开始。 

最重要的或许是表述方式本身。如上所述，现代主义把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角色地位作了明显的划分和自洽。与此相反，对于后现代化而言这些差异是未定的，尤其是能指与指涉物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表述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预先确定的。在这里，通过意象而不是文字意义在表述过程中所占的比率的不断增大。这就是消除差异（分化）。在消除差异的过程中，与文字相比，意象在更大程度上与指涉物相似。公正地讲，指涉物本身更主要地是面对能指。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充满现实感的原因，在电视、广告、录像、电脑化、随身听、汽车卡式录音机，以及发展至今的CD、VCD和DAT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表述。这种指涉物对能指空间的入侵和能指对指涉物空间的入侵，正是沃霍尔（A.Warhol）所谓“过滤网”理论的明确主题。 

看起来这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