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的及其变化机制——围绕“五口之家”的讨论》，载张国刚、李中清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年。
秦汉兄弟同居的联合家庭不容忽视
除了忽视主干家庭以外，杜正胜先生对汉代成年兄弟同居的联合家庭（杜先生称之为“同祖家庭”）也是估计不足的。如果说前者与对“分异令”的误解有关，那么后者则主要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不同阶层家庭结构的差别。
[3]虽然终两汉之世，“异子之科”没有废除，父母在成年兄弟分家（“生分”）在法律上并不禁止，但在道德上它已受到批评和贬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的舆论导向是鼓励“同居”的[4]。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状况、婚姻生育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阶层的家庭结构呈现不同的面貌。在农民和下层民众中，实行父母在世时“分异”的仍占优势。例如，凤凰山十号汉墓贷谷帐和居延汉简的戍卒家庭资料中，每户平均只有三、四口，绝大部分为核心家庭，少部分为主干家庭，不见联合家庭。我们虽然不能因此断言下层社会中一定没有联合家庭[5]，但即使有也不多，则可断言。在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富民中，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们当中虽然也有实行“生分”的，尤其是在南方，但总的说来，能够找到的例子并不多[6]，而实行成年兄弟“同居”在中原地区却已有一定的普遍性。
”这里说的是同胞兄弟相继承时同居者优先的原则，也说明成年兄弟同居的家庭确实是存在的。
兹把检得的两汉成年兄弟同居及相关家庭的实例列为下表：
按，让财与行丧相连，显然是应指亲死行丧后分家而言。。何敞推行的教化既然不赞成亲在兄弟分家，那么，“推财相让者”必定发生在亲死兄弟分家中，可见当时不反对亲死分家，亲死分家之“推财相让者”和“归养其父母”的“出居者”一样，受到肯定和表彰。本表所举实例中的主角，绝大部分就是由于在分家析产中发扬风格，推让财物，被作为道德楷模记载下来的。这种乐意让财的人不会是很多的。而且表彰让财者正是因为有争财者的存在。表中录有因亲死分家兄弟争财而获罪除爵者一例，因分家析产发生争讼的当然并非仅此一家。“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淮南子·泰族训》），以至为争财动刀动枪的现象屡见史载[4]，韩延寿和许荆都处理过“兄弟讼田”或“兄弟争财”的案件[5]，西汉末年的樊重也曾以赠田的方式调解其外孙何氏“兄弟争财”的忿讼[6]。在现实生活中，争讼者要比让财者多。《史记·平准书》称战国以来的风俗是“先富有而后推让”。《潜夫论·遏利第三》也说：“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甘利。”我们也不必把分家争讼看作当时的主流，多数人恐怕会在亲情和实际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分家析产时既不争亦不让，而他们一般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因此，这些“让财”记载的后面应该隐藏着大量不让财的事实，而无论让还是不让，都是发生在亲死分家之时，其默认的前提是亲在时兄弟的同居。
[8]。史丹从任中庶子开始，为宦四十余年，起码活了六十岁，九个儿子应该都结婚育子了，他们应按祖宗传下的规矩同居共财，其家庭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这在贵族中绝不会是特例。
[10]，即指此。但这是抨击贡举不当，非指士大夫的普遍情况。而且“父别居”是受谴责的（从前引《后汉书·臧宫传》看，贵族中还有因“与母别居”而被除国的），不能认为汉代官僚士大夫仍然普遍实行“生分”。
研究历史上的家庭结构，除了要注意不同阶级阶层的差别外，还应该注意不同地区的差别。汉代成年兄弟同居的事例虽然南北都有，但主要发生在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的黄河流域。上表可以查考籍贯或居地的43例中，发生在淮河以北的有37例，发生在淮河以南的只有6例（表1“地”项中有“*”号者）。《宋书》卷82《周朗传》称：“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这虽然是当时实行的赋役制度所致，但也与南方的家庭细小的传统有关[13]。这种传统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以上叙述说明，汉代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是和核心家庭并存的，片面强调核心家庭，把它视为汉代家庭的常态、主流和区别于后代的特点，并概括为“汉型家庭”的概念，是欠妥当的。
[5] 《前汉纪》卷20《孝宣皇帝纪》：韩延寿守冯翊时，“行县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讼田自言者。延寿伤之，深自责，称病不听事，卧传舍。而县令丞三老亦自系待罪。於是讼者深自悔，皆髡钳肉袒谢罪，请以田相让，及死不复敢争”。《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许荆》：许荆为桂阳太守时，“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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