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汉型家庭”锁定为核心家庭，就是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割裂开来，把它凝固化。但实际上，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我是从研究“五口之家”中获得这种认识的。晁错当着皇帝的面说汉代的农夫是“五口之家”，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如前所述，在汉人的观念中，“五口之家”是由户主及其“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的主干家庭。但凤凰山十号汉墓贷谷帐和居延戍卒家庭等资料表明，汉代农民家庭规模以3、4口为多，平均每户只有4口多，不到5口；其家庭结构则以各式核心家庭为主。这是明显的“悖论”，用“差不多”、“大概齐”是抹不平这一矛盾的。如何解释这种“悖论”？我思考的结果是，应该对家庭结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家庭和房子不一样，房子盖好以后，三居室、四居室、一居室，基本定型，很难改变，但家庭的人口、规模以至其结构却是变动不居的。商鞅变法后，父母在世时已婚兄弟分家成为通行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由户主及其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成为理想的家庭模式，这就是“五口之家”的由来。但实行这种分家规则的家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五口之家”只是一个“目标”、一种“理想”，不会锁定为五口，也不会锁定为主干家庭，它在不断复制“五口之家”式的主干家庭的同时，派生出大量两三口、三四口的核心家庭，而两三口、三四口的核心家庭也会发展为“五口之家”式的主干家庭。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这样，就单个农民家庭看，表现为各式主干家庭和各式核心家庭周期性演替的系列；就无数农民家庭的集合体看，则呈现出各式主干家庭和各式核心家庭杂然共存的局面。这些变化虽然是以“五口之家”式的主干家庭为目标、为中心展开的，但其现实形态则以核心家庭居多，以不足五口的家庭居多。用动态的眼光考察和理解“五口之家”，上面所说的“悖论”，就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了。[1]

上述思路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成年兄弟同居家庭的发展变化。

家庭结构变化的机制，或者说制约家庭结构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就家庭自身而言，应该是分家制度或分家规则。我国战国秦汉以后实行诸子析产均分制，在这一基本制度下，存在着不同的分家规则。作为一种动态的家庭模式的“五口之家”，它的分家规则是“生分”，即父母在世时实行成年兄弟、尤其是已婚兄弟分家析产。这种分家规则，是“五口之家”成立和延续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它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或机制。

那么，成年兄弟同居家庭分家的规则又是什么呢？

从上表罗列的事例看，兄弟同居大多是在父母或母亲健在的情况下实行的。表中6类同居家庭，C类“亲在兄弟同居，亲死兄弟分居”的实例最多，而且是家庭成分唯一包括了贵族、官僚、土人、地主富豪和一般平民在内的一个类型。可见，亲死兄弟分居析产是被社会认同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则。所以薛苞亲死服丧后，“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C13）。表中E2许荆例，以往论者多视为汉代士大夫仍实行“生分”之证，但从有关分家事宜都是许荆一个人说了算看，父母已不在世，这应是父母死后兄弟同居，“二弟年长”后分居之例。当时法律上虽未禁止“生分”，但不能说“生分”是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礼”）的。许荆之所以受到舆论的谴责，不是由于分家，而是由于在分家中多占财物；而二弟由此获“克让”之名而“并得选举”。可见，许荆的分家不是“生分”，“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中的“分异”和“别居”也不是指“生分”，而是指亲死后兄弟的分居。为了与“生分”区别，则不妨称之为“死分”——这是符合通行的分家规则和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D类“亲死后兄弟仍同居” 的9例中，7例是“早孤”[2]或幼小丧亲者。由于父亲早丧，诸弟尚幼，长兄代行父亲的职责抚养诸弟，实行兄弟同居。这时的同居，并不属于成年兄弟同居。在幼弟成年后，往往就要分家，如表中E类（“亲死，长兄与幼弟同居，弟壮分居”）之例，它实际上只是B类（“亲在兄弟同居，亲死兄弟分居”）的变例。也有幼弟成年后仍然维持同居的，这或因长兄已年迈需要抚养（如表中D7、D8例），或因长期生活建立了感情（如表中D1例），或因恪守儒家道德规范（如表中D2、D6例）[3]。这类家庭虽然被树为道德的楷模，但政府并没有作硬性规定，亲死后兄弟仍然同居不构成普遍性的规则。兄弟妯娌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使它难以普及和稳定地维持下去。D7缪肜亲死后兄弟同居共财，“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应视为正常合理的要求。E3戴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余年”，后“为宗老所分”，应该就是长兄抚养幼弟成长后，宗老根据惯例让他们分家的，戴昱本年身不乐意也没有办法。亲死兄弟分家，或亲死弟壮兄弟分家应是常例，亲死弟壮后兄弟仍然同居只是特例，不过，由于它符合儒家“昆弟之义无分”的教义受到表彰，反而更多被记载下来了。

累世同居的家庭有的也是实行亲死分家的规则的。从石奋的例子看，实行亲在成年兄弟同居的家庭，如果老家长的寿命足够长，也可以形成累世同居的家庭。史称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4]，但从其曾孙樊梵分家时让财看，樊重去世后，这个家已经是分开了，实行的仍然是亲死分家的原则。如果累世同居超过四世，应该是亲死后兄弟仍然同居，大家庭才可能延续下去。不过这类家庭虽然历代史书屡有记载，实际上只是凤毛麟角[5]，不足以说明亲死后兄弟仍然同居是普遍的规则。

亲死服阕后或亲死弟壮兄弟分家的规则，一直延续至后世。到唐代，这种分家规则在法律形式上获得了肯定。《唐律·户婚律》规定：“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主司杖一百。”《疏议》云：“‘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弟欲别者。”[6]由于现实生活中亲死兄弟分家产生许多磨擦和争端（这反证由于“推让”被记载下来的亲死兄弟分家的实例只是这类情形中的很少一部分），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有人又在生前预先进行财产的分配。著名的有姚崇的“遗令”等[7]。这些都说明亲死兄弟分家是自汉以来普遍实行的分家规则。

这种成年兄弟同居、亲死分家的家庭同样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动和发展之中；而且只有在这种发展和变动中才能实现和复制自己。其变化的周期与实行“生分”、以“五口之家”为目标的家庭类型相同，大致是男子（后来的户主）从出生到养育第一个孩子所经历的时间。我把它称之为“亲子岁差”。“亲子岁差”是男子的成婚年龄加上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儿子的时间。我在《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的及其变化机制——围绕“五口之家”的讨论》一文中根据居延汉简的有关材料把“亲子岁差”（即家庭变化周期）推定为25—30年，并取其中28年进行计算（设成婚年龄为26岁，婚后生育第一个儿子为两年，从生第一个儿子到生第二个儿子亦为两年）。这是一个颇为有用的概念。一个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若要得以成立，父家长的年龄必须是“亲子岁差”的两倍。仍以“亲子岁差”为28年计算，只有老家长到了56岁（28×2）时，他才有一个长孙，可能形成祖孙三代的主干家庭；同时次子也到了结婚年龄，如果实行“生分”，次子这时就要另立新家，开始家庭演变的新周期。如果次子结婚后仍然与父兄同居，就形成一个联合家庭，这个联合家庭人有7个成员（父、母、长子、长媳、长孙，次子、次媳）。一个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如果要在发展中直接复制自己，老家长的年龄必须是“亲子岁差”的三倍。以28年计就是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