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昭元年（前38），元帝诏曰：“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壹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1] (卷七三《韦贤传》，p.3120) 研究者认为：“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一语中，“亲尽”二字之间佚一“未”字。[9]细绎文意，此说似乎不妥。因为原记载恰恰体现出元帝既意图遵循五庙之制，又试图折中韦玄成、许嘉、尹更始三派主张的心态。元帝采纳尹更始等人的主张，以“亲尽”为由，将祖父刘进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与宗法制度不符。元帝可能由于受“五庙”之制影响较深，因此，在将文帝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后，又将依“君统”为其高祖的景帝庙列入“亲尽”范围，以使宗庙庙数合乎“五庙”之制。但是，即便将诏书中“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壹体”一语理解为元帝从“君统”角度默认了昭、宣二帝存在的父子关系，那么，将高祖景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显然也违背传统礼制。不难看出，元帝为消弭争议而折中诸说形成的新方案更与礼制不合。为弥缝上述诸多纰漏，韦玄成折中许、尹之说，重新上呈奏议曰：“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 [1] (卷七三《韦贤传》，p.3120) 韦玄成既坚持皇帝“五庙”之制，以及应将皇考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之说，又适当加以变通，将文帝太宗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与高庙一并作为世世不毁之庙。由上述分析可知，此时皇帝宗庙有7所，即高、文、景、武、昭、皇考、宣诸庙。而韦玄成此次出乎意料地主张保留景帝庙，或许应是理解上述七庙因分属“君统”、“宗统”两个不同统系，而实际为六庙之制的关键所在。如果景帝庙与皇考庙同时列入同一个宗庙系统中，那么，作为元帝五世祖的孝景帝庙不毁的理由就不是很充分。就“君统”而言，“六庙”指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景帝庙、武帝世宗庙、昭帝庙、宣帝庙。就“宗统”而言，指上述六庙除去景帝庙，在昭、宣二帝庙之间加上皇考庙。由于韦玄成此次奏议有效弥补了元帝诏书中的纰漏，又兼顾了许、尹等人的主张。尽管其中有违背传统礼制之处，但再拟定能够令各方皆认同的方案似乎已无可能。因此便以皇帝诏令形式定制，初步确立了皇帝宗庙毁庙之制。依据韦玄成第二次奏议确立实行的七庙之制，由于分属“君统”、“宗统”两个不同的系统，因此，所谓“七庙”，实则“六庙”。这一点由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两统贰父，违于礼制” [1] (卷七三《韦贤传》，p.3130) 之言也可得一有力侧证。从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后迁毁景帝庙一事来看，按照“君统”排列的皇帝宗庙系统，在西汉国家宗庙制度中据主体地位，而后者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权宜策略而已。以高、文及景帝以后四帝庙组成六庙之制，[12] ( p.807) 不过是属于按照“君统”而确立的庙制。而以高帝庙、文帝庙、武帝庙、昭帝庙、皇考庙、宣帝庙为元帝此次宗庙礼议确定实行的六庙之制，[13] (p333)则是杂糅“君统”、“宗统”两个系统宗庙而成。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完整揭示出西汉当时确立的七庙制度内涵所在。韦玄成卒后，元帝将武帝世宗庙升格为不毁之庙，从而使西汉宗庙“一祖（高帝）二宗（文帝太宗、武帝世宗）”之制渐具雏形。元帝崩，成帝即位。在匡衡主持下，又依据宗法“亲尽”原则迁毁了景帝庙。这样，西汉宗庙在形式上已经与韦玄成所说的周代庙制若相吻合了。
三
虽然汉元帝依据韦玄成第二次奏议确立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是，此后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却屡有变动。元帝因久病不愈，疑心是因以往罢弃先帝、后郡国庙及寝庙园、定宗庙迭毁礼而引起祖先不满、降灾所致，因此欲恢复以往成制，由于匡衡谏阻而罢。与元帝相仿的是，成帝也将即位后久无后嗣一事归咎于迁毁祖先宗庙。河平元年（前28），成帝采纳平当的建议，恢复太上皇寝庙园。同时，为杜绝异议，成帝又恢复了汉初为禁止臣下擅议宗庙制度而制定的“敢有擅议者弃市”[1](卷七三《韦贤传》，p.3125)的法令，这表明，元帝时确立的宗庙迁毁礼制废而不行。哀帝即位后，多方变更成帝以往成制。孔光、何武等废止成帝禁止擅议宗庙法令的建议也得到了哀帝的支持，一度废弃的皇帝宗庙迁毁之礼又得以实施。由于成帝庙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中，彭宣、左咸等依据“亲尽”原则，建议迁毁为哀帝五世祖的武帝庙。由于此前宣、元褒崇武帝庙为世宗庙，加上同样逾越“四亲”的文帝庙不予迁毁已为官僚士大夫普遍认同，彭宣等人的建议缺乏充分说服力，故王舜、刘歆等起而驳之。刘歆列举了武帝赫赫文治武功，主张“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 [1](卷七三《韦贤传》，p.3127)武帝功德显赫，如果迁毁其庙，则名实不符，既无以彰显尊德贵功的用意，又不足以劝勉后世皇帝奋发有为。或许是因为刘歆的上述说教恰恰拨动了哀帝意欲重兴汉室的敏感心弦，所以，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围绕武帝世宗庙存毁而展开的争议亦就此平息。这样，至哀帝时，按照皇帝统系已经确立了高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昭、宣、元、成帝庙“七庙”之制。这与礼书记载的“一祖二宗四亲庙”庙制在形式上虽然颇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依据“君统”统系而言，并不是当时宗庙总数。据史籍记载及前文论述，这时还有虽未被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但并没有被迁毁的皇考庙、哀帝为其本生父定陶共皇所立之庙。因此，就数目而言，此时西汉皇帝宗庙实际应是“九庙”。
哀帝去世后不久，被哀帝抑绌的王氏家族通过一次迅速的政变重新执掌政权，并立哀帝从弟刘衎入统，承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因哀帝、平帝为从兄弟，所以皇帝宗庙无所登除。笃信古礼的王莽一方面毁弃宣帝所立的皇考庙、哀帝所立的定陶共皇庙，以明“一统”礼义；另一方面则采择刘歆之说，于平帝元始四年（4）“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1] (卷十二《平帝纪》，p.357)平帝去世后，又“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1](卷九九上《王莽传上》p.4078) 这样，在王莽以新代汉之前，西汉有“祖”、“宗”庙号的皇帝庙共有七所，恰与“天子七庙”的古礼相符。虽然王莽追尊孝宣、孝元、孝成、孝平诸帝庙“宗”号，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不过是“一祖二宗与四亲庙”模式的一种变易而已。
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由于传统礼学思想对社会影响渐趋复盛，从而开启了始于西汉元帝时期的皇帝宗庙制度礼制化进程。尽管传统经典礼制仍然是当时士僚援引立论的依据，但当理论与社会现实、情与礼发生矛盾、冲突而又难以弥缝时，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就比较明显的凸显出来，从而导致议制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得不或隐或显的曲释礼经学说，以适应现实
